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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寫作與閱讀都需要重新構建門檻

來源:北京青年報 |   2019年08月23日08:46

編者按

唐諾,台灣作家,被譽爲“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職業讀書人”。著有《盡頭》《讀者時代》《文字的故事》《閱讀的故事》《在咖啡館遇見14 個作家》等。8月16日,唐諾來到上海朵雲書院,與他眼中“比學者勇敢而且有鑒別力,比作家深刻而且講理”的毛尖展開一場以“閱讀與寫作的心法”爲主題的談話。

唐諾VS毛尖

“作家”這個詞在通貨膨脹

唐諾:我很懷疑自己當不當得起作家這個詞,這個詞現在貶義大于尊重。我是一個比較古老的人,在我們那個年代,這畢竟是一個相對受敬重的行當。當你受到一定程度的社會信任,要相對付出,從年輕時候就開始讀書,25年後寫自己第一本書。對我來講,我的書寫相對太任性,沒有與作家這個身份的社會責任相稱,我始終覺得自己是接近讀者身份的一個人,是一個讀書的人。

書寫和閱讀的複雜關系究竟是什麽?卡爾維諾告訴我們千萬不要躍過那條線,讀書就好,不要進入出版行業,不要寫東西。博爾赫斯講得很直接,他說喜歡當一個讀者,因爲所有的好東西都能夠讀,可是我只能夠寫那一點點我會的可憐的東西。讀的世界遠大于、早于,甚至長于寫的世界。如果你要進入這個行業,不能不是一個讀者。

對我來講,書寫是公共性的,是驅動我的最大力量,我是一個不太會單純思維的人,專注想一件事情,我做不到,大概三分鍾被光影、聲音、周遭事物帶走,只有在書寫的時候,可以每天早上都回到我在思考的點,筆可以帶著我進去,會覺得思維遠比在單純想的時候要稠密。

有沒有希望大家多讀我的書?沒有,雖然有點矯情,但我是認真的。我在台灣的書銷量很糟,在大陸勉強不讓出版社賠錢。

我非常佩服的一個書寫者托克維爾,他三十幾歲就寫出《美國的民主》,200年後再談政治還是離不開它。當時那個書上卷出來了,在歐洲形成一個風潮,一共賣了500本。現在一本書在台灣如果賣500本,它是沒有資格出版的,因爲賠錢。

毛尖:作家這個詞確實在“通貨膨脹”。在我們那個時代,作家頭上有光環,我們一本本買《收獲》《當代》等。作家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舍利子,是教我們怎麽做人,包含全部情感生活的人物。

這些年確實不一樣,可能剛出道20歲不到就貼上作家標簽,而且人人都覺得自己可以對一部文學作品說三道四。

我做了那麽多年專業閱讀者,它和一個愛好者的區別在哪裏呢?它讓我意識到對感情的控制,站在一個相對中性的位置。有一點我一直非常願意克服:暴露特別私人的感情。不在寫作中使用“我”,這是第一步。克服了對“我”的使用之後,文風會更加簡潔。我不太會在寫作中說廢話,這和一個專業寫作者的心態有關。

我在寫作和閱讀中努力的方向是,盡量克服形容詞,作品才會精煉起來。這很像希區柯克的電影,基本是動詞和名詞構成的電影,那種黑白感帶來非常強烈的准確性和刺激性,准確性就是一個在最恰當位置上的句號構成的。莫泊桑說“沒有比在一個最恰當位置上的句號更讓人心魂蕩漾的”,這比形容詞更加激發人心。

成爲專業閱讀者以後,我做了大學老師,我想閱讀和寫作有三重境界,王國維講三重境界,回到最後的那個境界。好的文本最後都會達到一個通俗的東西,這也是唐諾的寫作特別有意義的地方,就像張愛玲的文本,最後也能夠達到一個特別通俗的東西。俗要說很高級就高級,要說很低級就低級。

名詞、動詞、形容詞

唐諾:哲學曾經是一個女王,所有的學問都包含在這個行當裏,後來天文學、物理學等子民出去了,剩下一個孤獨的女王坐在寶座上。

文學世界裏可能也有這個感覺,曾經在某一個時代裏,文學負擔著所有的重要工作,它是享樂,它是革命的旗手,它是新知的記載者,它做了所有的事情,走到現在,很多東西離開了,因爲人們已經找到更適合表達的形式。

當初廚房的女傭開始讀小說,因爲書是非常貴的,她在富人家幫傭才能拿到書。最早推出這個風潮的是女主人,當時貴族女主人是整個世界最無聊的人,孩子有人教養,家裏有仆人。可是她們人數太少構不成整個結構的改變,改變是從廚房女傭開始。口袋本是整個出版驚天動地改變的方式。十八十九世紀,當時狄更斯的小說,最愛用強烈的形容詞,那種形容甚至是不成立的。比如“痛徹心扉像屁股被箭射中一樣”,好像整個意大利人都有被利刃貫穿臀部的經驗一樣。我們今天看到的電視劇,愛恨情愁,高潮叠起,影像會更快地抵達。

今天,我會比較古板,比較嚴肅地去強調文學非享樂的那一面。很少有一個專業的行業容許業余的人進來,但在文學裏我們允許。文學是一個專業,同時又是人的基本生命現實,是人的處境、人的生命本身的問題。這使得文學變得非常複雜。

絕對平等原則開始在整個世界發酵,沒有人能夠阻擋。作爲文學或者書寫的某種專業性已經明顯受到威脅。毛尖所講的節制,好像是一個比較縮減的說法。某種程度來講,那就是我們對專業的一種敬畏。書寫這個事情有它的專業性,有它的技藝存在,這是我們必須敬重的。

文學世界不是寫日記,不是寫書信,不是抒情,不是表達自我,毛尖說是我對“我”的一個節制。尤其是小說,逼迫你進入到跟你不一樣的主體,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可能是一個動物,可能是一堵牆,可能是一朵花,進入那樣一個因爲受到物理限制所遮擋的世界。以前或許我們會強調文學世界那種美好的業余性,它跟所有的相關性,這些年來我感覺到,在策略上要有所改變,學會去敬重在那個行當曾經花過三十年四十年認真注意的事情。

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字有大有小》,我反對只用名詞和動詞,沒有一種工匠只用單一尺寸的工具。爲什麽形容詞要慎用,因爲它容易失敗,因爲它是處理細部。法國詩人波德萊爾講,“名詞是物質性莊嚴的存在,動詞是推動句子的天使,形容詞是遮擋實體的透明外援”。書寫的世界,某種程度可以講得很輕松,像午後的盛宴,一個舒適的聚會,但是某種程度是嚴控的。也許大部分作家當不起我們這樣對待他。當你看到日本傳承千年的木匠,你會感動,會覺得那樣的事情值得你敬畏。我自己是一個讀者身份,才敢大膽地這樣講,有些認真的書寫者是值得大家用更認真的態度去對待的。

毛尖:前不久我也寫了一篇文章,關于名詞動詞。名詞動詞對形容詞的克制,包括寫作和閱讀的第一等級,到了第二階段就要學會准確使用形容詞,我特別尊敬這種對形容詞克制講究的用法。唐老師講到專業性和敬畏,我特別有同感,好的文本特別講究專業性。前不久我看了1960年第一屆全國短篇小說獎獲獎者馬烽的作品,他在寫救災的時候用詞非常專業。不像今天的年輕讀者寫洪水的時候,大量使用形容詞,洪水滔天等。

舉個電視劇的例子,前兩年的一部電視劇《北平無戰事》,裏面用的名詞都是民國時代的名詞,不像現在民國片裏的詞彙非常不准確。專業類的劇經常會被挑毛病,比如孝莊皇後會自稱“孝莊皇後”;還有一個宮廷劇《延禧攻略》,皇帝給皇後送荔枝,皇後看著荔枝引出一首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首詩是諷刺皇帝的,可見劇組的編劇連九年義務制教育都沒有達到。包括很多醫療劇不專業的地方太多了,一個病人送進來,一個護士大聲叫,上0.1%生理鹽水,如果真這樣,這個人就完蛋了。寫元朝、明朝的劇可以看到土豆、紅薯,這些作物是很晚才進來的。這些都是非專業造成的。

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非常好,他對電影懷抱了足夠的敬畏心,創造日常生活的專業感、儀式感。有一個例子,在舞台布景中有一個櫃子,有一面觀衆看不到,美工只砌了一邊,導演說必須要把整個櫃子全部砌好,演員才能有在家裏的感覺。電影《歡愉》中,導演需要找一列19世紀的火車,這樣要花費非常多的錢,美工說布置一個19世紀的火車就行,導演說不行,演員會覺得在一個假的火車裏面,情感就到不了19世紀。這些都是專業性和敬畏感。

專業性在閱讀和寫作中都很重要,寫作的人不能缺乏專業性、敬畏心。像抗生素一樣,大家都亂用,到最後需要不停升級,升級換代過程中一代代地亂用。我自己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從來不敢說自己是作家,只是說寫專欄的,慢慢變成專欄作家,後來混到現在變成作家。以前的作家都必須要寫小說,現在作家的定義被無限拉長,現在在網絡上發表過一篇很水的文本也能稱爲作家。是專業性和敬畏感共同失落的過程。

寫作和閱讀是互相關聯的,重新呼籲一下寫作者的專業性和敬畏感是很重要的。當我能夠准確描述不同的美,寫作才能重新建構門檻,讀者的門檻也會被重新建構,我們再也不會隨便談論一個文本。

唐諾:沒有必要把話說得太嚴重。人類是從影像世界走向文字世界的。文字有它的弱點,必須要通過一個再轉換的過程,沒有當下的感官。現在,影像世界重新回來,帶著強大的威力和現代科技感。文學的享樂功能有很大一塊回歸過去,交給了大衆傳播,通俗的力量會越來越大。現在小說幾千萬字也是常態,想被看中成爲一個IP。

即使作爲一個享樂讀者,也可以適度地稍稍分辨一下影像和文字帶來的不同的樂趣和幸福感。我的老朋友侯孝賢說,編劇寫半天,對他來講不過是演員的一個表情。可是在小說裏,那個事件可以被細膩地展開,你知道這個人在想什麽,而不是有沒有表情,眨眼或者撇嘴,這是唯有小說能做到。

我想試著提醒大家,即使作爲享樂,我們都可以得到不一樣的樂趣。因爲文字可以抵達某些影像沒有辦法穿透的地方。曾經發展的文字,人類展開多大的世界,觸及到你原來沒有辦法思索、計數、傳遞、深入、分割、細膩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