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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平中篇小說《我們的師傅》:文明薪火的別一種承傳

來源:《十月》 | 王春林  2019年08月23日21:07

盡管說從四十年前的所謂“傷痕文學”起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中一個曾經被打入政治另冊的特別群體——“右派知識分子”,就一直不斷地被我們的作家書寫著,但作家凡一平,在他的中篇小說《我們的師傅》(載《十月》雜志2019年第4期)中,卻依然難能可貴地在這一題材領域翻出了新意。

小說采用的,是當下時代中國文壇普遍流行的第一人稱限制性敘事方式。敘述者“我”,既是小說作家,也是大學教授,可以說是一名頗有一些社會影響的成功人士。故事起始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師傅死了。”既然是自己的師傅死了,那麽,按照常理回去奔喪,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情。但“我”卻因爲到底是否回去奔喪而一時陷入到了猶豫之中。之所以會是如此,乃因爲“我”的師傅韋建邦曾經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賊:“韋建邦曾經是我的師傅,教我偷竊,大哥是知道的。爲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後來我洗心革面,並成爲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諒了我,也似乎原諒了韋建邦。”面對著這樣一個簡直就是被诟病一生的師傅,“我”到底該不該回去奔喪呢?猶豫再三的結果是,回去送韋建邦上路。

但只有在“我”回到故鄉上嶺村(請注意,上嶺村乃是近些年來凡一平小說作品中一個文學性的地標建築,他很多小說的故事都發生在這個上嶺村)之後,方才發現,“我”當年曾經一起拜韋建邦爲師傅,曾經一起進行偷竊活動的師兄弟姐妹們,除了外號被叫做老貓的覃紅色之外,另外三位,也即黃狗藍上傑、野兔韋燎、花卷韋衛鸾,也都相繼趕回來爲“我們的師傅”韋建邦奔喪送葬了。既然韋建邦是一位臭名昭著的賊王,那麽,他去世後爲什麽還會有這麽多當年的弟子門生趕回來奔喪送葬呢?凡一平的《我們的師傅》這部中篇小說,正是緊緊圍繞這一藝術懸念建構而成的。很大程度上,小說故事情節的展開過程,所構成的,也正是對這一藝術懸念的解答。

事實上,也只有在“我”對師傅韋建邦既往行迹的回憶過程中,我們方才得以逐漸了解到,卻原來,韋建邦曾經是我們兩個方面的師傅。一方面,他固然是一個手段高明的賊。盡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之所以要交給弟子們偷竊的本領,乃是首先要解決生存的問題,是他從來也不養“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在教會我們偷竊本領的同時,師傅卻也“盜亦有道”,曾經一再告誡弟子們“窮人和親戚的東西不能偷”。但在另一方面,韋建邦卻也在同時交給了我們更重要的一些本領。對此,小說文本的一段話,我們必須加以引述:“他的長相和氣質的確和村裏人不同,他一點都不猥瑣,也不粗鄙,盡管他是個賊。他爲什麽是個賊?或者說他爲什麽成爲賊?他的經曆讓我好奇,爲此我接近他。我走近他之後,發現他有滿肚子的故事和滿身的本事。他字寫得好,畫畫得好。總之,他令我著迷,也令藍上傑、韋燎、覃紅色和韋衛鸾著迷。嚴格來說,我們拜他爲師,是爲了成爲有本領的人,而不是爲了做賊。後來我們果然都不再做賊,或者說我們除了賊的本領不再使用,師傅交給我們的其他本領,我們各有專長,都用到了極致。”怎麽樣個各有所長呢?質言之,正是經過師傅韋建邦一番悉心的調教培養之後,到後來,我們這群人才顯得有了特別的出息。具體來說,“我”後來成了作家兼教授,韋衛鸾成了有成就的音樂家,藍上傑成爲一名實力雄厚的金融家,韋燎成爲一名成就卓著的電影導演,而那位一直沒有露面的覃紅色,則成了一名副廳級領導。而這一切,都與師傅韋建邦當年的努力息息相關。他所經常引用的一句話是“王侯將相甯有種乎?”:“他用這句話來激勵我們,並延伸到省長縣長也是沒有種的,同樣,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金融家也是沒有種的。人不要在乎自己的出身和環境,只要付出努力,並善于把握時機,一定能在自己志向的行業或事業有大作爲。”

要想充分地理解我們的師傅韋建邦以上種種努力所具有的文明薪火的別一種承傳的意義和價值,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忽略這些弟子們追隨師傅那個時候的時代背景。這一方面,有兩個具體的年份需要提及。一個,“我”第一次行竊的時間,是1972年。再一個,我們一夥在菁盛中學作案偷竊唱片和文學名著的那一年,是1975年。強調這兩個具體年份的重要,是爲了提醒大家,師傅韋建邦既教我們做賊,也教我們其他各種本領的那個時代,正是人類文明遭受極度踐踏的“文革”時期。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畸形時代,師傅韋建邦後一個方面的所作所爲,其實帶有非常突出的人類文明薪火相傳的意味。

那麽,曾經是一個名校高材生的師傅韋建邦,到底爲什麽會成爲一名賊呢?這個謎底,到了小說行將結束的最後一個被命名爲“師傅”的部分被徹底揭開。卻原來,師傅的墮落,與他不管不顧地愛上了自己的老師覃天玉緊密相關。因爲他們不合常情常理的愛情,他們的來往信件被檢查。很快的,韋建邦就因爲在信件中表達的“右傾”思想而被學校開除,並被打入了政治另冊。這樣,自然也就有了小說文本中我們必須加以引述的另一段敘事話語:“韋建邦爲什麽會做賊?我說,他被遣送回了上嶺,心還在覃天玉身上。他不停地給她寫信,一封信是八分錢,超重的話再加八分,挂號的話還要更多。如果跑去宜山和覃天玉相會,負擔更重。這都需要錢。可是後來他連買一張郵票都困難,甚至一分錢都沒有了。那年月的上嶺村,勞動是工分制,缺地短糧,又沒有集體經濟,是不可能有現金分配的,怎麽辦?只好偷。韋建邦是什麽時候開始做賊的?不知道。但他因爲做賊被抓,村裏人說,是一九六六年,是在宜山被抓的,然後被公安遣送回來。”好了,我想,到這裏,我們的師傅韋建邦,到底爲什麽會做賊的原因,就已經一目了然了。一部字數篇幅有限的中篇小說,能夠在“右派知識分子”題材的書寫上翻出新意,充分揭示韋建邦這一人物形象精神方面的內在分裂性,能夠寫出那個特定曆史時期文明薪火的別一種承傳,的確應該贏得我們充分的認同與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