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高羅佩所記朱舜水琴事辨正

來源:文彙報 | 嚴曉星  2019年08月23日07:43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HansvanGulik,1910—1967)

可以想見,雖然安東省庵得到益王琴時,朱舜水已經去世,但他起念之時,朱舜水可能還在世。如果朱舜水會彈琴,作爲最重要的門人,安東省庵不可能對琴如此一無所知。這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人見竹洞、朱舜水問答的准確性。

關于朱舜水(1600—1682)琴事,高羅佩《中國古琴在日本》(初刊于《武藤教授在職三十年記念論文集》,長崎高等商業學校研究館,1937年,第123-160頁)的記載大約較早。此文後來經過修訂,附入1940年日本上智大學出版的 《琴道》。文中說:

來日本的時候,朱舜水帶了幾張中國古琴。他自己顯然不是一位琴家,但就像所有中國學者一樣(尤其是明代的學者),他研究琴學,並且知道如何鼓琴。朱舜水把他帶來的一張明益王制作的古琴以及一些中國琴譜贈與了他的日本弟子安東省庵。這些琴譜收藏在安東省庵家中,後來村井琴山對它們進行了研究。(此處據宋慧文等譯文,中西書局,2013年9月,第244頁)

這裏提到的益王琴,名“霜天鈴铎”,高羅佩不僅將其照片作爲《琴道》插圖,並加注解,在他身後出版的修訂重排版(1969)中,還特地補充說:

此琴目前仍藏安東家中,1949年我曾有機會考察此琴……(第207頁)

山室三良《安東省庵——以其學問與交遊爲中心》(《九州中國學會報》第七卷,1961年6月,第124頁)也提到了這次高羅佩攜中國夫人的訪琴之旅,但他稱贈琴者是繼朱舜水、東臯禅師(1639—1695)之後東渡乞師的另一位明遺民張斐(非文,文中誤記爲“斐文”,約1635—1687後)。

高羅佩提到的村井琴山(1733—1815)關注安東省庵的藏琴與藏譜多時,曾蒙安東後裔贈以琴圖,又得到許可,遣門生去抄錄琴譜,後來更在書中將抄得的安東所傳九曲全部刊出,且雲:

是本明季義士霞池先生張斐字文斐(引者按:“文斐”當作“非文”)傳之省庵先生。(《琴山琴錄》卷上)

至此,贈譜者同樣出現了朱舜水、張斐二說。

關于獲贈益王琴,安東省庵寫過《琴銘(並序)》《琴譜訂要序》《謝素軒惠明琴》三篇詩文,明言贈琴者是門下弟子武岡素軒(?—1740)。這一點已經岸 邊成雄(1912—2005)指出,證據充分(《江戶時代琴士物語》第80、139-140頁,但“明琴”誤作“唐琴”)。高羅佩可能沒有看過《省庵先生遺集》,但他既然提到“村井琴山對它們進行了研究”,書中還有對《琴山琴錄》的介紹,那就應該看到《琴山琴錄》全錄的安東省庵《琴銘(並序)》,第一句便是“武岡素軒惠以明琴”,文末還有村井琴山識語“所謂明琴,乃益王之琴也”,可謂明明白白。

古琴之外,安東省庵也提過琴譜,是在貞亨四年(1687)給武岡素軒的信裏:

前論曰張先生將令令侄琴譜之中鈔錄其難解處以授我,聞之不勝欣抃。(張斐《莽蒼園稿》,鳳凰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02頁)

此處“張先生”,亦即張斐。因日本海禁,張斐只能在長崎暫留,通過武岡素軒與安東省庵建立了密切的書信聯系。《琴譜訂要序》雲:

向拜誦《莽蒼園文稿馀》,有《琴記》。素軒生亦曰:“先生于琴,極其精玅。”予頓生求琴學之指南。先生令令侄邃庵公勞高手撰《琴譜訂要》以賜。此書訂古譜之誤,辨指法之要,費精力而後成者。(《省庵先生遺集》卷三)

兩相對照,可知“令侄”指張斐之侄“邃庵公”,所勞“高手”則是對“邃庵公”勞作的敬稱,並非另請了一人。這裏完全沒有提到安東省庵的琴譜來源,肯定不是張斐,“邃庵公”也不過“訂古譜之誤,辨指法之要”罷了,朱舜水更不知依據何在。只有兩點可以肯定:其一,得到益王琴後,安東省庵曾經“借看琴譜”來學習辨別斷紋真僞(《琴譜訂要序》);其二,從《琴山琴錄》刊出的安東所傳九曲來看,全部可見于東臯禅師所傳琴譜,據村井琴山比勘,只有極少數指法出入,可見也是東臯琴學一脈。

再來看朱舜水的琴藝。高羅佩說他不是“琴家”(lute player),但“知道如何鼓琴”。岸邊成雄也說,朱舜水“琴藝是相當高的”(《江戶時代琴士物語》第18頁)。的確,儒門樂教,杏壇弦歌,從孔子、文中子、朱子一路下來,古琴當真是須臾不離,“無故不撤”,極符合大儒的“人設”。

然而,《朱舜水集》(朱謙之整理,中華書局,1981年8月)、《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徐興慶編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11月)這兩部目前搜集朱氏著作與資料最豐富的書中,非但沒有任何朱舜水會彈琴的記載,卻有這樣一條人見竹洞(1638—1696)與朱氏的筆談記錄:

問:先生少時鼓琴乎?

答:吾鄉有能琴者,仆能聞之,然不能鼓之。(《新訂朱舜水集補遺》第234頁)

能聽不能彈,朱舜水所言,足夠明確。

某次與安東省庵筆談,及于海禁,朱舜水說:

若曰禁令不可渝,何以欲留彈琴之人……(《新訂朱舜水集補遺》第199頁)

此處“彈琴之人”不知是不是指東臯禅師,但朱氏顯然是對事不對人,批評指向海禁國策。不過,僅僅懂得彈琴,在他的心中並無特殊地位也就足可想見了。

還有一個反證。安東省庵《琴譜訂要序》還說,武岡素軒贈琴之前,他已經“欲學琴,無知者,每以爲恨”。前引他給武岡素軒的書劄,其實前後還有這麽兩句:

自賢契惠琴,三年于今,欲學之,世無知者,殆無益無弦之琴,並其趣亦不知。使是寶物爲虛器,真可惜也。……蓋是物聖賢所玩,如《複聖操》《思賢操》,學者不可不知,通其一曲,亦樂莫大焉。(《莽蒼園稿》第202頁)

安東省庵“使是寶物爲虛器”,憧憬著“通其一曲,亦樂莫大焉”,可見他全然昧于琴藝。這裏需要強調,朱舜水與他並非尋常的師徒關系,可謂情誼笃厚,密切之極。朱氏初到,得以居留長崎(1659),經過了安東省庵的多方周旋;而在受聘于江戶(1665)之前,生活極其困窘,又是安東省庵分出俸祿之半以供養他,自身則甘于清貧。可以想見,雖然安東省庵得到益王琴時,朱舜水已經去世,但他起念之時,朱舜水可能還在世。如果朱舜水會彈琴,作爲最重要的門人,安東省庵不可能對琴如此一無所知。這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人見竹洞、朱舜水問答的准確性。就連人見竹洞本人,也到十多年後認識東臯禅師,才滿足了學琴的夙願。

安東省庵致武岡素軒書信中提到的張斐“令侄”,導致了一段小小的公案。《江戶時代琴士物語》將女性琴人專辟一篇,最後提到一位中國女琴人張邃庵,說她是張斐的侄女,張斐讓她撰寫過一本題爲《琴譜訂要》的教材(第18頁)。最初看到這裏就不無疑惑:從直覺上來講,“邃庵”並不像一位女性的號,況且張斐志在反清複明,赴日目的在“乞師”、“求用”,輾轉生死、奔波萬裏之際,將侄女帶在身邊做什麽?

不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夏與張斐同船到長崎的人裏,的確有一位“邃庵”,唯不姓張,名爲任元衡。這位任元衡,同行的朱舜水之孫朱毓仁給日本今井弘濟(1652—1689)的信裏,說“……得同裏張斐先生者,因舍親任邃庵(元衡)求見,請其東來”(《文苑遺談》卷二),當是朱毓仁的親戚。但宇佐美充《書刻張非文真迹後》又說:“元衡,非文之外姻也。”(《莽蒼園稿》第266頁)可見任元衡是張斐妻族的親戚。二者對勘,任元衡可能是朱、張兩家的親戚,但也不能排除朱毓仁是爲求辦事便利,托言“舍親”雲雲。

等看到本文所引安東省庵致武岡素軒書劄及《琴譜訂要序》,才明白撰《琴譜訂要》的“令侄”就是“邃庵公”。既然以“邃庵公”相稱,他自然是一位男性,當即陪同張斐第二次赴日的任元衡。這裏明確他與張斐是叔侄關系,而又不同姓,“外姻”之說就得到了佐證。因此,出現在日本琴史上唯一的中國女琴人張邃庵,顯然不存在。

《江戶時代琴士物語》第140頁特地在“姪邃庵”三字旁標注讀音,“姪”注爲“めい”,即侄女。古代漢語中的“姪”確曾用來稱呼女子,千百年來幾經變遷,舊義卻還保存在現代日語中,這大約正是導致誤解的緣由吧。

“邃庵”還留下了一個曆史記錄:張斐再次無望而歸後,任元衡又曾兩番東渡,他是目前所知最後一個赴日乞師的明遺民。

(本文承稗田浩雄先生、蘇枕書女士提供材料,解讀文獻,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