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莊子》“三言”新探

來源:文彙報 | 張朋  2019年08月23日09:03

按照現代學術的眼光來看,“三言”之中的寓言和重言因爲記載了很多曆史人物的言語所以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正是因爲這個原因,《莊子》才是關于道家文化最古、最豐富、最完整的資料,考證道家源流,必以《莊子》爲門徑。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四解

寓言、重言、卮言是《莊子》特有的三種言說方式,其對于《莊子》文本的理解具有關鍵意義,被譽爲解《莊》的金鑰匙。就《莊子》整個文本而言,只有把 《寓言》篇中“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這最爲關鍵的一句辨析清楚才能夠給寓言、重言以及卮言以全面而准確的解釋。以對“十九”和“十七”兩個數量詞的解說爲中心,古今注疏可以歸納爲以下四種:

第一種,郭象首倡的“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見信”,成玄英、郭慶藩等學者都接受了這種說法。

郭象明顯是在添字解經,說服力實在是不強,而且其中還有一個很大的邏輯漏洞:既然重言是“世之所重”,那麽爲什麽其可信度 “十言七見信”反而低于“寄之他人”的寓言的“十言九見信”呢?所以這一種解說經不起推敲。

第二種,林希逸最早提出了“十居其九”、“十居其七”的解說,宣穎、陳鼓應、張默生、張松輝等古今學者都服膺這種主張。

這也是添字解經,實際上是把“十九”和“十七”解說爲分數“十分之九”和“十分之七”,並且必須把“重言”解說爲“寓言”的一部分,即“十分之七”被包含在“十分之九”之中,這樣才能夠理順二者的數量關系。這一種解說雖然在邏輯上有所欠缺,但是其含義尚屬淺近,所以總體而言這種解說最爲流行。

第三種,王煥镳、曹礎基認爲“十七”應該是“十一”之誤,而“十一”正好與“十九”對合。

“十七”爲 “十一”之訛,這沒有證據支持。況且按照這種解說來看,既然十九與十一相合,即十分之九與十分之一相加爲一,那麽這種解說實際上是認爲《莊子》一書全部是由寓言和重言組成,而卮言所占比例則被直接歸零!這個比例分配實在是令人難以信從。

第四種,當代著名學者孫以 楷 (1938—2007)提出了“寓言十九條,重言十七條”這一新解釋。

這種解說緊緊抓住了“十九”和“十七”兩個數字做出了最直接簡明的解釋,也在最大程度上尊重了《莊子》原文,所以綜合來看這種說法可信度最高,但是需要進一步的檢驗和說明。

寓言重言突出的是個“信”字

首先,《寓言》中沒有對“十九”和“十七”兩個數字做任何說明,其隱含的意義就是:“十九”和“十七”兩個數字過于簡單,所以無須解釋。因此對 “十九”和 “十七”兩個數字做任何迂曲解說都很可能是不恰當的,應該做字面直解,即 “十又 (有)九”和“十又(有)七”。

其次,在《寓言》對寓言和重言的描述性定義之中,突出的是一個“信”字,即爲了取信于人,莊子不直接宣講而借助于他人之言,借助于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

具體而言,寓言“藉外論之”之 “外”是指 “道外之人”,這個“外”是相對于道家學脈而言的“外”,即在道家傳承之外的各色曆史人物,比如孔子、顔回等。學脈有內外之分而道學無內外之別,莊子認爲這些“外人”所言之中大有可觀者,于是記錄下來以做存留,這便是寓言。重言則有雙重意義:一是相對于寓言之 “外”,重言則爲 “內”。“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之“己”與寓言之“外”正是彼此相對。重言則是指在道家傳承體系之內的人物所言,或者說是 “道中人”所言,所以是爲“內”。重言的第二重意義是指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而《莊子》中言道的諸位“耆艾”都可以看做是在道家傳承體系之內的人物。對于年高德劭、道德圓滿的前輩高人的言語必須加以引述,否則就是 “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天下》篇中“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的論述,可謂是深得寓言和重言概念的個中三昧。

按照“寓言十九條,重言十七條”這種理解,孫以楷先生曾經對《莊子》內七篇進行檢索並把十九條寓言和十七條重言都一一列舉出來。所以第一,《寓言》所謂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完全是針對于內七篇所言,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確認《寓言》篇特別是其前半部分的“序例”性質,內七篇在《莊子》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寓言”和“重言”兩個概念具體之所指。

第二,“言”字的最顯著含義有二,一是說,二是所說的話。“言”在《莊子》文本中直接體現爲“曰”字開頭的引用,而言說就必須有言說的對象,即有甲乙二人以至于多人之間所進行的對話。所以所謂的寓言和重言在《莊子》文本中就是指各個篇章中所引述的一系列曆史人物對話。與寓言和重言之“言”相對應,在《莊子》文本中頻頻出現的“曰”以及“問……曰”標示了絕大部分寓言和重言,個別寓言則是以與言說相關的“問”和“說”作爲標志。

第三,就一個相對完整的寓言和重言來說,需要有對話雙方同時出現。或者說,有一人提問而另一個人回答提問,這就構成了一個寓言或重言。

內七篇是莊子思想的忠實記載

孫以楷先生認爲“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只能是就內七篇而言”,這一判斷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邏輯上,《莊子》一書一定有一個“層累地造成”的曆史過程,即莊子首先親自創作部分篇章,然後門人弟子在其生前和身後不斷增益補充,最後擴展至司馬遷所言的“十余萬言”。 《莊子》內篇與外雜篇的區分就是這一“層累地造成”的曆史過程在文本上最直接的體現。內七篇是 《莊子》的核心篇章,而外雜篇是《莊子》的附屬篇章。但是外雜篇之中的若幹篇章(比如《寓言》)就需要特殊對待。所以《莊子》文本的最初樣貌應該是以內七篇爲主體,而至關重要的《寓言》按照慣例應該居于書末。

就思想內容而言,作爲《莊子》的核心篇章,內七篇是莊子自著,而《寓言》則很可能是莊子親自爲內七篇所作的序例。古今絕大多數學者也都對作爲《莊子》核心篇章的內七篇最爲重視,認爲其思想體系相對完整,論說比較集中,可以視爲莊子思想的忠實記載。

此外,現當代的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郭象本《莊子》內篇篇名的“奇特”。這種“奇特”可以說首先就表現在題目的字數上,其次表現在題目意義的隱晦上。在對相關曆史材料進行仔細研究後有學者認爲內篇題目是由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加上去的。所以可以暫時把七篇篇名恢複爲篇首二字或篇首人名,使其與《莊子》其他篇名相統一,以還原曆史文本面貌,即:

北冥第一 (郭象本此篇改名爲“逍遙遊”)

南郭子綦第二(郭象本此篇改名爲“齊物論”)

吾生第三 (郭象本此篇改名爲“養生主”)

顔回第四 (郭象本此篇改名爲“人間世”)

王骀第五 (郭象本此篇改名爲“德充符”)

知天第六 (郭象本此篇改名爲“大宗師”)

齧缺第七 (郭象本此篇改名爲“應帝王”)

寓言第八 (全書序例)

新穎和機變是卮言的鮮明特征

通過對“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討論,特別是對內七篇文本進行檢索而形成的寓言和重言的重新理解,可以對卮言含義的探究提供一些幫助。

首先,寓言、重言、卮言三者應該是並立關系。寓言和重言區分的關鍵在于言說者學派所屬的差別,即言說者或處于道家學派之外或處于道家學派之內,所以寓言和重言無疑是一種並列的關系,二者互不統屬,泾渭可判。“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明顯是在強調其言說內容如日出之新新,如天運之無窮。由此可以推導出作爲“三言”之末的卮言應該是與寓言和重言並列作爲第三種獨特言說方式而獨立發揮作用。

其次,如果認定寓言和重言就是指《莊子》內七篇中所引述的一系列以“曰”爲標示的曆史人物對話,那麽卮言首先就是指那些虛擬人物的話語,這裏所說的虛擬人物當然就包括《莊子》中那些堂堂做人言的各種小動物。

第三,從《寓言》對卮言的描述性定義來看,卮言應該具有新穎和機變這兩個非常鮮明的特征。《莊子》中這些虛擬人物的假造話語,既爲行文創意打開了新的話題和視域,又使得關于道的言說可以無窮無盡地延伸下去。

按照現代學術的眼光來看,“三言”之中的寓言和重言因爲記載了很多曆史人物的言語所以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正是因爲這個原因,《莊子》才是關于道家文化最古、最豐富、最完整的資料,考證道家源流,必以《莊子》爲門徑。

(作者單位:上海社科院哲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