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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亮程:從沙漠邊上望向中原的眼光

來源:澎湃新聞 | 彭珊珊  2019年08月23日07:30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是作家劉亮程的第一部談話錄,書中收錄多篇訪談、演講,把他出版過的文學作品聊了個遍。他說散文是聊天藝術,“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是中國人的說話方式——萬事天做主,什麽事都先跟天說,人順便聽到。

“我們是一個農耕民族,我們天生知道天在哪兒,農耕民族養成的這樣一種思維習慣,面朝黃土背朝天,我們的勞作全在地上,但是我們要看天的臉色做地上的事情。我們會時刻望天,知道三尺之外有神靈。”

近日,劉亮程攜新書《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在2019年上海書展期間與作家葉兆言、葉舟進行了一次對談,並在活動前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劉亮程在2019年上海書展活動上

劉亮程在《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中回顧了自己早年寫作《一個人的村莊》時的那個瞬間:剛過三十歲,孤身一人在烏魯木齊打工。在某個黃昏,突然回頭,看見了落向家鄉的夕陽——“我的家鄉沙灣縣在烏魯木齊正西邊,每當太陽從城市上空落下去的時候,我都知道它正落在我的家鄉……那一瞬間,我似乎覺醒了,開始寫那個村莊。”

從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到小說《虛土》、《鑿空》、《捎話》,他的作品從村莊開始,“那種狀態有如天啓,根本不用考慮從哪寫起”;此後劉亮程“所有的文學都在構建這個村莊世界”。《虛土》是《一個人的村莊》中那個孩子視角的延續,原本想寫家族從甘肅到新疆的移民史,最後不知不覺寫出了他在那個村莊裏的童年。在書展對談中他談及《鑿空》和《捎話》,說自己的寫作一直和驢有關系:寫《鑿空》時趕上毛驢的末世,毛驢被三輪車替代,1990年代新疆每個村莊都有驢叫聲拔地而起的景象不複存在,令他感到荒謬和失落。“而 《捎話》捎了那麽多的話就是從一千年前捎了一個驢而已,捎給今天的人們,讓大家知道一千年之前驢還在我們身邊。一場大風刮過,也吹過驢的耳朵,那樣一個時代人和動物是同在的。我懷念從前生活的世界,很少的人聲,很多的萬物之聲。所以《捎話》這本書,不僅僅是人之間在捎話,而是想通過這些文字把千年前的那頭驢捎給今天的人們,也把千年前那聲高亢的驢鳴捎給今天的人們。”劉亮程說。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劉亮程著,譯林出版社,2019年8月

澎湃新聞:《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附了一張書簽,上面有兩句話“十年皺紋似無增,人與文章早老成”,爲什麽寫這兩句話?似乎不是書中文字的摘錄,是您另外寫的對嗎?

劉亮程:對。今年有一個朋友給我發了一張十年前的照片,我照著畫了張自畫像、寫了一首詩。書簽上是“十年皺紋似無增,人與文章早老成”,還有後面兩句是“北風吹頂發猶剩,心中萬物長有靈”。

就是十年過去,再看當年的照片,內心感覺自己蒼老了很多,但是從照片上看似乎歲月留下的痕迹並不太多,就是頭發一根根地在掉——當然是風吹掉的。我覺得我在30歲寫《一個人的村莊》的時候,文章已經很老成,而且那個年代我也已經禿頂了。已經變成一個中年老人,早老了。

不過內心懷揣的那種感覺沒有變化。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就是把內心最初對生活、對萬事萬物的那種感覺保留住,讓它一直延至老年,只要那部分不衰老,對于作家來說,其他的衰老可能就跟樹落葉一樣。

我覺得作家應該是一個內心如孩童、面目像80歲的老人,他就靠內心的孩童在寫作。

澎湃新聞:您至今已經出版過三本長篇小說,去年出版的《捎話》最近還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提名,但您最廣爲人知的作家身份恐怕還是散文家,因爲《一個人的村莊》影響力實在太大,市面上也是一版再版。您如何看待散文與小說寫作之間的聯系?您的小說是不是在寫散文沒有寫完的東西?

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寫完之後我就開始寫小說了。第一部小說是《虛土》,也是寫的村莊,後來寫了一部《鑿空》,是以新疆爲背景去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再就是這部《捎話》。

《捎話》當然不是爲茅盾文學獎定制的。它能夠進入前十,已經足以顯示茅盾文學獎的胸懷,它容納了這樣一本書。

說我的小說是在寫散文沒有寫完的東西,這樣講也是對的。我所有的文學可能都在構建這個村莊世界。這個村莊世界早年我用詩歌構建過,後來用散文呈現了它的輪廓和內核小說,當然也可以說是對村莊世界的另外一種文本的構築,這樣說是沒錯的。

之所以喜歡寫小說是到了這個年齡以後就不想幹那些零碎活。散文寫作太零碎,東一篇西一篇,寫好長時間,也還是碎了。長篇小說可以讓你一兩年的時間,甚至更長的時間,專心于一件事,讓你心無旁骛,反正就這麽一件事。小說會讓你認真起來,因爲你知道它是一個大的工程。

《捎話》,劉亮程著,譯林出版社,2018年11月

澎湃新聞:您的寫作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對各種“聲音”的迷戀與描寫,“聲音”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麽?

劉亮程:這跟我生活的環境有關。早年生活在空曠的新疆沙漠邊上,能聽到的世界的聲音,除了村子裏面的雞鳴狗吠,就是大地上刮過的漫長的西北風,帶著遠處大地的聲音吹到村裏,我的腦子裏灌滿了這個世界的風聲。後來開始寫作時,不管寫什麽,腦子裏那個風聲都會時時響起。我也喜歡把我所寫的那些事物放到風中去寫,因爲風聲本身就是一個生活環境,尤其在寫鄉村事物,那些鄉村事物一成不變,幾十年上百年也不會發生變化。但是有一個東西在動,風在動,風在吹過那些事物,不斷地讓時間的面貌顯示在村莊事物上,所以我非常喜歡風。如果沒有風,那個世界就太寂靜了。

澎湃新聞:您的故鄉和書寫對象都在新疆,您覺得與生活在“口裏”的作家相比,長年在新疆寫作有什麽獨特之處?或者說,這種地理意義上相對邊緣的位置,給您的寫作帶來哪些影響?

劉亮程:我從來沒覺得新疆是邊緣的。對我來說,我很小的時候、還不知道上海的時候,我們村莊旁邊有鳥都飛不過去的大沙漠,它離我們非常近,那一場一場的西風離我們很近,還有大地上的那些草木、蟲鳴,那些聲音很近,這是一個早年的世界。對一個孩子來說,那是他生存世界的中心。

等你長大以後接觸到那個地方的曆史,新疆也是古代四大文明的交彙之地,它曾經是人類文明交彙的一個十字路口和中心。再後來走的地方多了,也只是感覺那些地方離你的家鄉很遙遠,而不是你的家鄉遙遠。每個人都是從他的生活之地獲得對這個世界的認知,他的生活之地就是他的中心,也是他所能呈現的世界的中心,不會有其他的中心。

它會影響我們看世界的眼光和理念。現在我寫的作品是這樣一種文字風貌,這風貌是一個人站在沙漠邊上朝中原看過來的一種眼光。它不是一個內地人看向新疆的眼光。總有一些眼光從邊遠地方逆向而來看向中心,我覺得中國文學可能也需要這樣的眼光,從遠處、從我們認爲的邊緣朝中心看。有一個詞叫“胡窺中原”,那些生活在漢帝國、大唐帝國邊緣的那些少數民族,總是在窺視中原,中原強盛的時候,他們消失在大地的盡頭;一旦中原政權衰敗,他們就會蜂擁而出,這些眼光一直都存在。只不過是現在我是作爲一個作家,從那個地方射來的一束目光,這束目光是來自天山的目光,來自沙漠的目光,也是來自阿爾泰山的目光,或者說它是來自遙遠地平線的目光。一個作家,他總要獲得一個點,通過這個點去看世界。

澎湃新聞:這個“點”是您在很早的時候就感受到了嗎?

劉亮程:當然不是。很早的時候,你只是生活其間不知道自己是誰。後來,文學的寫作是逐漸在走近自己,你首先看清了自己,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自己的小村莊。當你覺得這個小村莊跟世界一樣大的時候,你就成爲一個作家了。也就成就了我最早的一本書,《一個人的村莊》。一個人的村莊就是一個人的世界,那個世界看似只有一個小村莊那麽大,但它也是那樣的無邊無際。它是一個人在小村莊裏無邊無際的夢想,無邊無際的孤獨和寂寞。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位新疆作家?

劉亮程:我沒這樣想過。我只能是新疆的一個寫作者,我也從來不認爲新疆是我的家鄉。一個人怎麽可能擁有那麽大的家鄉,我的家鄉只是沙漠邊緣的那個小村莊,一個人的家鄉不會太大過一個村莊。尤其新疆那樣一個地方,多民族同居,多種文化宗教並存,新疆那個家園應該是一個大的人類家園,那麽多的語言在表述那個地方,那麽多的不同民族作家也在書寫那個地方,所以那樣的家園應該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人類共居的家園。

澎湃新聞:提及新疆的寫作者,現在似乎除了您和李娟之外,大衆很難再想出其他名字,您的目力所及,有沒有其他值得向大衆推薦的新疆文學作品和作家?

劉亮程:當然有。我喜歡讀新疆不同民族作家的文學。我作爲一個漢語作家,當我用漢語寫出一本書的時候,其實我是很在意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塊地方,在其他民族作家的文學書寫中是怎樣一種景象。大家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有著不同的對生活的感受方式,那麽這些東西呈現在文學中肯定是完全不一樣的風貌。

我們新疆有一位作家叫阿拉提·阿斯木,他用漢語、也用維吾爾語寫小說,他的小說非常有意思,是用維吾爾族的思維寫出來的漢語,很特別,他的語言有表情,表現力非常強,就像維吾爾族人會用眉毛說話一樣,我覺得這種語言可能對中國文學是有意義的,你發現漢語還可以那樣寫。其實我們漢語在曆史上可能經常遭遇這種情況,比如唐代的李白,他帶著遙遠的草原遊牧民族的思維,用漢語寫出了完全不同于杜甫那樣的農耕民族思維的詩歌。你看他詩歌中那種天寬地闊的浪漫,跟同時代的其他詩人完全不一樣。他的詩歌中充滿了遊牧精神,而杜甫詩歌一看就是農耕文化的文學。

還有一些其他的少數民族詩人,我很喜歡讀他們的作品。我覺得中國讀者應該多讀。我感覺內地讀者對這些文學作品的信心還有限,我期待像上海書展這樣的活動以後可以多邀請一些少數民族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