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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子江評論》論壇:“後人類”時代,寫作和思考有什麽意義

來源:澎湃新聞 | 羅昕  2019年08月24日06:56

8月21日,第三屆紫金·江蘇文學期刊優秀作品獎·《揚子江評論》獎頒獎儀式暨“70後作家與青年批評家對話論壇”在南京舉行。

在“70後作家與青年批評家對話論壇”上,代表作家弋舟、路內與李宏偉分別帶來《小說何以分南北》《內容提供者與小說家》《讓大象顯形:“後人類”時代,小說何爲?》等交流主題。

8月21日,第三屆紫金·江蘇文學期刊優秀作品獎·《揚子江評論》獎頒獎儀式暨“70後作家與青年批評家對話論壇”在南京舉行。 本文圖片 丁鵬 攝

小說何以分南北?

在《小說何以分南北》的討論中,弋舟講述了自身文學經驗與外部文學想象之間的張力,他說:從主觀上講,他認爲小說是不該分南北的,但總有前輩、同行說弋舟的小說具有“南方氣質”,所以他不免會思考,是不是的確存在某種南方小說與北方小說的差異。

在他的感覺裏,南方文學大約更關切人的需要,而北方文學更心系天下。“南北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概念,還是兩種文學路徑的延伸,胸懷天下非常重要,而關切個體也是文學恒久的主題。”

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項靜認同“小說分南北”,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南方文化和曆史積澱、南方意象。在她看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先鋒文學是較早提出南方文學的問題,先鋒文學讓南方以一種異質性文學力量的形式出場。先鋒文學之所以能成爲我們現在的文學傳統、誕生了我們熟悉的文學經典,主要在于它應對了當時的社會知覺、經驗和曆史,並且調動了南方的文化和意向。

“南方自農業社會以來就有富庶的地理條件,教育文化的蓄水池處于富足狀態,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文化系統。這一系統在革命敘事、新時期文學初期和一般的改革故事是被忽視的狀態。正是先鋒文學調動了這個層面的經驗和記憶,成爲一種有效的文學形式,並且影響了先鋒文學以來的很多南方作家甚至是北方作家,影響了他們修辭和文學表達方式。南方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就在這裏,它反抗了曾經大行其道的認爲‘未來是可知的,曆史是透明的’這樣的文學觀念。”

項靜說:“我們今天再提南方文學,需要理清是在怎樣的坐標中討論南方,在跟哪些話題對照,一個概念的成立往往是由它反抗的不滿的對象和對話者確立的。南方文學不應該從修辭、南北對立的角度,重複陳舊的說辭和故事,希望南方再給我們提供一種應對新經驗的文學形式和活力,應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焦慮。”

說起地域,《上海文化》編輯木葉很喜歡這樣一句話:“你不要老覺得你生在北京、上海、南京,其實我們生活在‘宇宙的郊區’”。

“我們都生活在‘宇宙的郊區’。所謂政治之都、商業之都、文化之都,說到底不過是宇宙的郊區。你只有真正去到一個地方,觀察它,洞悉它,不因爲原來的身份如何如何,這時候你的文本才會成爲一個好的文本。換言之,你才有可能從宇宙郊區來到人類中心。”

木葉說:“我希望文本能回到具體。好的文學肯定是具具體體的,好的作家也是具具體體的,能把自己的問題和這個世界相互辨認,相互激蕩,然後再反哺這個世界。”

內容提供者與小說家

通過新名詞“內容提供者”,路內思考當下小說家所處的位置。“內容提供者是一種合理的存在,小說家身上帶有內容提供者的屬性,甚至還帶有形象提供者的屬性。這個屬性一直都有。但在這個名詞被揭示出來之後,會産生更大的影響,會使小說家主動向內容提供者的屬性靠攏。”

尤其,伴隨電腦普及與網絡寫作興起,“內容提供者”更容易影響年輕一代的小說家。路內觀察到,2014年沒有小說家願意承認自己是內容提供者,但到了2019年已經有年輕小說家引以爲豪。“大量文學青年進入內容提供領域,對我們的文學産生了哪些影響?”

吉林大學副教授李振認爲,“內容提供者”與“小說家”這兩個形象的並置流露出新時代的焦慮,但兩個角色本身並沒有太大沖突。

在一次活動上,有學生問他:“在寫作中如何抵抗商業化?”

“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很奇怪的預設。一是商業化沒有那麽簡單,不是所有寫作者想商業化就能商業化;二是商業化有什麽不好?”在李振看來,商業化內容提供者和小說家從事不同的事情。

“目前我們還會把這兩者放一起談,但隨著産業成熟,他們之間的界限會逐漸明確。內容提供者就是內容提供者,小說家就是小說家,就像我們今天已經不去爭論 ‘有網絡文學了人們還會不會去讀嚴肅文學’。事實證明,這是兩碼事,並不妨礙。你是內容提供者也不妨礙你是小說家。”

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以路內的《少年巴比倫》舉例:“影視機構會對小說IP感興趣,但也會碰到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小說家提供的內容?比如《少年巴比倫》,我們感覺電影裏塑造的工廠想象並不符合小說裏的工廠想象,這個工廠是高度密集性的空間,它在小說裏是有張力的,不僅是一種體制代表,還是一種日常生活的代表。導演要把這個工廠空間表現出來,存在巨大的困難。”

因此李偉長認爲,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只要在小說裏真正塑造了具有強大闡釋力的時空,寫作者會被命名爲小說家,而不僅僅是一個內容提供者。

《上海文化》編輯張定浩如此“解題”:“我是這麽理解路內想表達的東西:曾經小說受到主流文學批評的影響,而主流文學批評意味著權力,這個權力要求小說家提供意義。而今天小說更受到影視圈的影響,這個影視圈代表了金錢,這個金錢要求小說家提供內容。也就是當年的意義提供者不再受寵,如今的寵兒是內容提供者,在這個轉化中小說家應該怎麽辦?”

“如果是這樣,那麽路內所說的新興的 ‘內容提供者’,和過去的所謂‘意義提供者’,就是一丘之貉,雖然看起來,金錢似乎比權力更幹淨一點。因爲這裏面共同的關鍵詞是 ‘提供’。無論是提供意義給期待意義的批評家,還是提供內容給期待內容的付費用戶,這只能生産出一些已經被固化設定好的意義和內容,就像流水線産品一樣,在生産之前就已經被確定。而制造産品,這永遠不是所謂藝術家或者小說家做的事。”

張定浩說:“納博科夫曾經講過小說家的三種身份,一是講故事的人,一是魔法師,一是教育家。如果說講故事的人提供內容,教育家提供意義,那麽一直還需要魔法師,一次次去更新這些陳舊的內容和意義,將它們融合進入美妙的文體,讓讀者或用戶浸淫其中,令他們的生命因此萌發新的意義,新的內容。這三種身份是三位一體的,缺少任何一種,就不再是小說家,他的焦慮也不再是小說家的焦慮。”

“後人類”時代,小說何爲?

腦機接口、微軟小冰……當人們越來越接近“後人類時代”,李宏偉說:“從文學層面,我們迄今所有的偉大作品,都需要重估其價值。”

“在那個時代,小說何爲?我能知道的,似乎是老生常談。在竭力看清整體圖景的同時,尋求一種個人的價值書寫,這種價值不僅僅是探尋新語境下的可能甚至法則,還試圖明確現時的人的應然。”李宏偉稱,“一位小說前輩曾說過‘憑我對小說的理解,可以和任何領域的人談話’。正在到來的後人類時代,小說可以和不同領域一起,互相關聯、作用,讓這頭時代的大象逐漸顯形。”

面對“後人類時代”,《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認爲恐怕不是“小說何爲”的問題,而是“思考何爲”的問題。

“我們過去珍視的宗教、哲學、文學,所有經典的藝術都要被挪動位置,更不用說有可能全部崩散。如果這樣,寫作和思考還有什麽意義?人類頭腦本身的局限性會不會限制人類參與思考和寫作的競爭,在這個問題上我充滿了無限的困惑。”

黃德海說,但有時一想,如果本以爲牢固的世界在自己這一代崩塌了,見證本身也是蠻幸運的事。“如果你覺得這是另一個更大的世界發展的一部分。”

在回應“後人類”議題時,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黃平提及,幾乎所有的賽博朋克電影,它們對人類未來社會的想象都是奴隸社會。“既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奴隸社會。少數人依賴AI技術和基因編輯居于天上,大多數人居住在垃圾場。對于這種反人類的圖景,文學抵抗的力量在哪裏?我們怎麽用新的文學形式喚起文學對現實的回應?我覺得誰能寫出這樣的作品,誰將定義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

剛憑借《“那條漆黑的路走到了頭”——讀石一楓<借命而生>》獲得第三屆“《揚子江評論》獎”的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研究員嶽雯表示,在經典性小說裏,曆史、現實和未來三者是完全能夠包容在一起的,都可以用來解釋我們今天的現實。而這類小說的存在,可以比較完整地呈現我們今天的處境,“小說是認知與理解我們今天的處境,緩解文化焦慮的藝術形式之一。這可能就是後人類時代,小說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嶽雯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藝術形式,即使小說消失了,可能還會有新的藝術形式出現。我們或許不知道它是什麽,但這樣的藝術形式依然有可能充當小說曾經充當的角色,依然能夠給我們以撫慰。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談小說何爲並不重要。在精神生産的過程中重建我們的精神根基,並從中獲得安慰,可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