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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的互文性敘事

來源:光明日報 | 鄭曉峰  2019年08月24日06:27

大連圖書館藏《臯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其中《寓意說》結尾部分較其他刻本多出227字,余處多出43字,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印的極爲罕見的張竹坡評點初刻本。《金瓶梅》是曆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幻怪向人情寫實轉換的第一奇書。從宏大敘事到生活瑣細的題材變換,從關注英雄到市井小民的人物轉換,從遮蔽的日常到細節再現,《金瓶梅》表現出了獨特的敘事特質與美學意蘊。

浦安迪在考察明代四大奇書時說:“奇書文體有刻意改寫素材的慣例,在某些場合下甚至對素材作戲谑性的翻版處理,不再單純地複述原故事的底本,而注入了一層富有反諷色彩的脫離感。”(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寫定者通過素材改寫、精細加工,重構一部奇書。這樣文本間就構成了互文性,法國克裏斯蒂娃認爲,“每一個詞語(文本)都是詞語與詞語(文本與文本)的交彙……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法·克裏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文本從何而來?原有的片段、個人的組合、參考資料、突發事件、留存的記憶和有意識的借用”。(法·薩莫瓦約著,邵炜譯《互文性研究》)由此看來,文本的形成不單是對既往的或共時的文本語詞、段落、情節等的借用與改造,更應包含著對當時社會思潮、曆史事件的深層觀照。

《金瓶梅》開篇截取《水浒傳》第23至26回,即以武松爲主角的“武十回”的起筆部分,將《水浒傳》“武松鬥殺西門慶”改爲失手錯殺李外傳,“義士充配孟州道”,讓西門慶與潘金蓮起死複生,敷衍了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至宣和元年(1119)這六年多的故事。據美國韓南的研究,《金瓶梅》的引文包含《水浒傳》、白話短篇小說、文言色情短篇小說《如意君傳》、宋史、戲曲、清曲、說唱文學等“明代文學的全部領域”(《韓南中國小說論集》)。從共時性和曆時性視角考察《金瓶梅》的素材來源,可見出《金瓶梅》互文性敘事的具體策略:或直接抄引,如對《水浒傳》開篇的抄引;或戲擬,如《金瓶梅》第八十二、八十三回陳敬濟與潘金蓮偷情細節襲用《西廂記》的“玉簡題詩”等相關情節;或改造片段,如《金瓶梅》第五十九回雪獅子嚇死官哥化用元雜劇紀君祥《趙氏孤兒大報仇》楔子之“屠岸賈訓神獒撲咬趙盾”事。除了抄引之外,移花接木、改頭換面,成爲《金瓶梅》素材組接的基本結構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將“前文本”化用至當下本事,敘述間存在深刻的反諷意味。比如開篇介紹“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之一的白赉光時,白赉光敘述取名寓意時說,“是白魚躍入武王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赉,于湯有光’,取這個意思”。“白魚躍舟”出自《史記·周本紀》,“周有大赉”出于《論語·堯曰》,“于湯有光”出自《尚書·泰誓》。白赉光就是白賴、白來搶光的意思,一個市井無賴卻引經據典,說的如此冠冕堂皇,除了捧腹解頤之外,對墮落時代的嘲諷被白赉光演繹得活靈活現。更妙的是張竹坡在其後的評語:“看他敘出十弟兄,雖一篇小小文章,卻參差錯落,而與西門慶親疏厚薄,以及後文各人的行事、終身,皆不煩言而畢見,真化工之筆也,惟古史遷可以似之。”張評固然以史遷筆法目之,但此處卻有預敘全書,預伏一筆之妙,更爲精妙處在于行文巨大的反諷意味,似褒實貶,含沙射影,曲筆誅心。史家爲春秋筆法,小說家則爲反諷,帶有共通的美學精神。

《金瓶梅》作爲“世情書”的敘事範式,從結構的整體布局到素材的局部處理,再到具體的話語本身,其互文性敘事特質尤爲明顯。開篇即確立了“情色”作爲整體話語構成的主要觀照對象。作者用規勸世人的酒、色、財、氣四箴起筆,意在懲戒。這與元明散曲中的豔曲具有極大的互文性。如《駐馬聽》四首:“樂酒忘憂,鎮日醺醺飲數瓯……你早早回頭,常言失事皆因酒。”“色膽如天,臥柳眠花誰明休……你早早回頭,菱花照的龐兒瘦。”“得失榮枯,造物安排莫強求……你早早回頭,榮華怎肯常相守。”“鬥勇爭強,各逞英雄不自由……你早早回頭,強中自有強中手。”再如《西河柳》四首:“潋滟觞,滑辣香。三杯五鬥入醉鄉,性亂神昏沒主張……將這酒再休嘗,酒誤了高人智量。”“紅粉肌,白玉體。美孜孜年紀恰二十,剔透玲珑心性喜……將這色再休迷,色誤了高人志氣。”“寶貨盈,錢物亨。青蚨堆到北鬥平,尚自愁窮心不甯……將這財再休珍,財誤了高人令名。”“膽志矜,勇力憑。虹霓氣吐貫日星,不肯絲毫心讓人……將這氣再休爭,氣誤了高人性命。”(林辰選編《豔曲》)豔曲指出了酒、色、財、氣之害,重“戒除”之意。張竹坡“回評”點出,“作孽于酒色財氣中,而天自處高聽卑,報應不爽也”。《金瓶梅》由汙言穢語、香豔場面、偷香竊玉事件構造的情色話語符號皆指向“悲財色”主旨,喚起讀者對成人世界的巨大同情與悲憫,從而與明代社會觀念構成深度互文,達到反諷的效果。“情色”意象本身承載的深層隱喻、修辭原則及闡釋意義在此聚焦。袁宏道說:“《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于枚生《七發》多矣。”(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袁宏道揄揚《金瓶梅》“雲霞滿紙”,其意不在誨淫宣欲,而是戒世導世,以鋪張揚厲、豪奢華美、勸百諷一、曲終奏雅的漢賦《七發》,來喻指《金瓶梅》的聲色之娛,恰切至極。情色只是皮相,床笫不過是社會腐化墮落的溫床,蠅營狗苟,射利潔名,情色書寫成爲家國同構的深層隱喻,是色空觀念的結構所指,亦是“衆聲喧嘩”的修辭所在。

世情小說勃興于明嘉靖至崇祯年間,一方面明成化以來,“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帏方藥之事爲恥。風氣既變,病及文林……且每敘床笫之事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床笫之事“而在當時,實亦時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與顛覆、解構宋明理學中“存天理,滅人欲”的儒家核心價值觀和人倫秩序的社會思潮密切相關。在陸王心學影響下,“好貨”“好色”的思想觀念彌漫開來,使整個明代社會文化心理産生了由內到外、由心到身的全面解放;另外,從小說自身發展看,豔曲、詩詞、戲文等與小說的互文滲透,文人的精細加工,日常生活的精細化書寫,皆使此小道蔚爲大觀。

(作者:鄭曉峰,系哈爾濱學院講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連圖書館藏明清小說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7ZDA26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