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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輕描淡寫”:紮加耶夫斯基論藝術與人生

              來源:文藝報 | 楊靖  2020年02月10日08:21

              “1990年代後期,每年春天我都會在休斯頓待上一陣子,像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樣——他在克拉科夫和加利福利亞之間往返奔波,然後回到位于伯克利的一所小房子。每隔一段時間,我和米沃什會通過電話交談。有一天,米沃什給我打電話,聲音低沉而憂傷。交談不久我便意識到他的情緒極度沮喪,需要我的幫助。最後他問我,亞當(這是他一向對我使用的正式稱謂),請老實告訴我,我這輩子有沒有寫過哪怕一首好詩?”

              這是波蘭大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沃什的疑問,也是《輕描淡寫》一書作者紮加耶夫斯基的疑問——而問題的答案,或許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便不難發現。

              隨筆集《輕描淡寫》的作者亞當·紮加耶夫斯基(1945-)是波蘭當代著名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出生于波蘭的利沃夫(今屬烏克蘭)。1945年雅爾塔會議後,利沃夫割讓給前蘇聯,出世剛滿4個月的紮加耶夫斯基隨全家遷居西裏西亞的格利維采,在那裏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中學畢業後,紮加耶夫斯基進入波蘭舊都克拉科夫首屈一指的雅蓋沃大學學習哲學和心理學,獲得哲學碩士學位。此後他先是在一個冶金學院任教,後到一家文學刊物做編輯,直到因參與政治抗議活動被除名。1982年,因團結工會爭取民衆權利引發的“工潮”,波蘭當局發布戒嚴令,作爲“持不同政見者”的紮加耶夫斯基雖未受到監禁,但仍因“個人原因”,被迫離開“營房般陰沉”的波蘭,移居巴黎。在法國,他迅速加入到波蘭移民知識分子小團體,參與文化刊物的編輯工作。1983年起,紮加耶夫斯基便往來于法國和美國之間,在多所大學教授詩歌和創意寫作課程。紮加耶夫斯基現居克拉科夫,至今已出版詩集18種,散文、隨筆11種,被公認爲當代波蘭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詩人之一。

              衆所周知,波蘭昔日的首都克拉科夫是歐洲文學名城,更是詩歌的中心——因爲米沃什,因爲紮加耶夫斯基,也因爲被譽爲“詩界莫紮特”的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斯卡。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波蘭詩人們似乎並不認同這一觀點,上述詩人都以各自不同的風格書寫波蘭(以及歐洲的)曆史與更爲深廣的人性。對他們而言,幸或不幸,作爲一名波蘭詩人,“二戰”前的德國占領和戰後的蘇聯瓜分(本書中使用“重置”一詞)都是無法言說的痛楚,也是無法擦除的記憶。他們或許沒有直接書寫現實政治,但絕非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所做的,是“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描繪來反抗意識形態的侵襲”。在這一方面,紮加耶夫斯基與他的前輩切斯瓦夫·米沃什(以及茲別格涅夫·赫貝特)相比,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早在大學畢業前後,紮加耶夫斯基便開始了小說和詩歌創作。在克拉科夫,紮加耶夫斯基所投身的詩歌運動,後來被文學史整體命名爲“新浪潮”。其實,在波蘭“新浪潮”這一名號之下各地存在若幹派別,如華沙的雜交“方針”詩社,弗羅茨瓦夫的“阿果拉”詩社和“六六”詩社,波茲南的“考驗”詩社,科托維茨的“上下文”詩社,等等。紮加耶夫斯基組織和參與的克拉科夫詩歌派別名爲“現在派”,該派受到美國“垮掉派”詩歌、法國“新新小說”以及英國“憤怒的青年”等西方文學思潮影響。在內容題材方面,該派指責當代詩歌和小說逃避現實、缺乏探索當代問題的熱情和追求真理的勇氣,主張恢複詩歌講真話的權利,重提詩人獨立思想的天職。在詩歌形式方面,紮加耶夫斯基等人則主張詩歌不應講究韻律,其形式應更接近散文。由此,紮加耶夫斯基“以一種詩學的反叛姿態登上詩歌曆史舞台”,開始在波蘭戰後文人團體中嶄露頭角。

              1980年代以後,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紮加耶夫斯基的詩風也爲之一變:原本富于進攻性的“幹預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抒情詩,逐步演變成對政治和社會鬥爭保持一定情感距離的、諷刺的、觀察世界的和具有形而上學色彩的抒情詩”——詩歌是文學而不是政治。阿多諾所謂奧斯維辛悲劇之後不應再寫詩的觀點,在紮加耶夫斯基看來過于片面——在面對世界的苦難和殘酷時,詩歌自有其無可替代的功能。一方面,奧斯維辛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之中,成爲民族文化遺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詩歌同時也有愉悅和遊戲的成分,沒有哪個奧斯維辛可以將它完全清除。因此,作爲詩人,不僅應該銘記奧斯維辛的殘酷,也不應忘卻詩歌的遊戲功能和歡樂時刻,並應當與讀者分享這種詩歌的體驗。紮加耶夫斯基承認,當下許多詩歌——包括他本人的詩作——並“沒有致力于尋求人類和世界的真理,而是局限于追尋自由,在世界的海灘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鵝卵石的貝殼”。然而,在他看來,這並不意味著詩歌的衰落。詩歌可以描寫平凡的事物,但詩歌的情感卻不能平凡,它能讓讀者看到隱藏在遠處的戰栗和狂喜。這種追求精神崇高而又不忽略生活日常性的存在,被紮加耶夫斯基恰當地描述爲蘇格拉底“理性的狂迷”說。這也是紮加耶夫斯基對米沃什滿心崇拜的根本原因。照他的說法,米沃什改寫了安泰的神話:一個人同時接觸大地和天空才會恢複力量。換言之,唯有理智與情感的完美結合,才能造就不朽的詩歌。

              縱觀紮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一條主線貫穿始終,那就是:以對不合理社會制度與秩序的反抗始,到與世界和上帝的和解終。事實上,這一條主線也體現了曆史悠久、源遠流長的波蘭詩歌文化傳統。曆史地看,無論是文藝複興時期的科哈諾夫斯基和巴洛克時期的薩爾別夫斯基,還是啓蒙時期的克拉西茨基和浪漫主義時期的“一出娘胎就受著奴隸的煎熬,在襁褓中就被人釘上了鎖鏈”一代人的代表密茨凱維奇,波蘭詩人在歐洲文學史上皆深具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們的反抗意識。20世紀波蘭著名文藝理論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在《反對詩歌》中批評詩歌的“甜蜜性”,稱詩歌是過度的文字、過度的隱喻、過度的崇高和過度的提純,很顯然,他反對的是脫離社會現實的所謂“純詩”。在這一點上,紮加耶夫斯基與貢布羅維奇的看法高度一致。

              不僅如此,除了繼承古典的波蘭詩學傳統,紮加耶夫斯基還從當代兩位大師——米沃什和赫貝特那裏汲取了養分。從赫貝特那裏,他學到“反諷”——一種對于世界審慎質疑而富于幽默的態度;從米沃什身上,他繼承“希望”——後者倡導一種“希望的詩學”,一種對于曆史和存在的信心,它們來源于擔當的勇氣,來源于對客觀真相的探索。作爲詩人,紮加耶夫斯基既擁抱了米沃什的詩歌之火,又延續了赫貝特獨具特質的“反諷”精神。這兩種特質融彙在他晚期記述個人遊曆或懷舊的作品(如《輕描淡寫》)之中,形成鮮明的創作特色,或可稱爲“個人曆史化”的抒情。

              《輕描淡寫》開頭第一句“我不會和盤托出。事實上也沒什麽大不了”便從側面揭示出本書所體現的自傳體本質,既有所流露亦有所保留。從創作的角度看,這或許有過度解讀之嫌,可紮加耶夫斯基本人的確一向長于自我反思。讀者倘若閱讀過其早期散文集,特別是《兩個城市》《另一種美》和《捍衛熱情》等作品,再來讀《輕描淡寫》(本書波蘭語版原著于2011年出版),就會發現這其中有一些似曾相識的話題,也會明白這就是紮加耶夫斯基作品恒久不變的主題,比如文化多樣性、科學與人文、藝術與人生,等等。作者複雜的思想時刻處于“自我反省”和“自我糾纏”的狀態,在幾番斟酌審視之後——他往往信手拈取某一話題,稍加推演,隨即任其發展,不久又將其重新撿拾加以審視——其思想觀點由此便得以進一步升華提高,同時亦能給讀者帶來莫大的精神享受。

              以本書中作者對故鄉利沃夫愛恨交織的複雜感情爲例。作爲長期流亡海外的作家,紮加耶夫斯基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就是自己與故土家園的情感聯系。讀者不難從書中讀出作者對故鄉利沃夫永久的眷戀。家園喪失是紮加耶夫斯基一家人心中沉重的傷痛,而紮加耶夫斯基作品中最廣爲流傳的詩集《去利沃夫》便受到家人有關故鄉種種傳說的啓發。因此,出于對故土的深切思念,作者在書中以大量的筆墨描繪了各種類型的遷徙,包括地域、社會經濟、文化等多個層面,以此來爲自己所經曆的背井離鄉找到合理定位,同時也有助于在讀者群中引發更爲廣泛的共鳴。

              如此一來,將紮加耶夫斯基稱爲背井離鄉之人或許會稍顯誇張。作者不憚將確切的曆史事實(如德奧占領、納粹集中營等)與難以名狀的內心感受分隔開來,這種勇氣與理性精神,無疑令人欽佩。但與此同時,正如紮加耶夫斯基在書中坦承的那樣,他本人在流亡遷徙或“重置”過程中所承受的苦痛遠不及他人。事實上,他往返于兩城之間的生活模式頗爲令人羨慕。不少作家(例如謝默斯·希尼)都認爲人若于兩座迥然不同的城市之間往返,其生活將極爲充實而豐富。不過,紮加耶夫斯基的大部分想象仍以離棄的波蘭故鄉爲背景,其原因或許可從作者稍顯浪漫色彩的論斷中見出端倪——“生活的悖論在于,人唯有失去後才能明白其意義”——對紮加耶夫斯基而言,可謂此心歸處,永是吾鄉。

              “在格利維采,父母時不時地談論故鄉利沃夫,他們,以及和他們經曆相似的受迫的移民,用綿長的回憶織造出一個失樂園一般的故鄉神話。”紮加耶夫斯基曾以一種標准的詩人的敏感刻畫那些利沃夫的老居民,他們將對鄉土的眷念視爲一種忠誠,並願意與這一種忠誠相依相伴,直到將其帶進墳墓:“經過戰爭和放逐後,他們緊緊抓住了老家剩下來的一切”;他們視自己爲利沃夫記憶的捍衛者,能活多久,就捍衛它多久,捍衛關于這座城市的記憶,捍衛以它爲背景的每一個故事。

              然而紮加耶夫斯基本人卻志不在此。他對利沃夫並無深切記憶,也不願人雲亦雲地加入父輩的鄉愁大合唱。只不過,由于父輩傾心描繪故鄉的美麗,他不由自主地對自己所居的城市格利維采産生強烈而持久的鄙視和輕蔑。他把自己看作“中間者”(即“第三類人”),或無家可歸者;他遊離于現實之外,不無憤激地說:“從現實裏,我只不過獲取一些生活的必需品而已”,同時也從不承認利沃夫是他真正的故鄉,因爲那個被父輩神化的地方,已在波蘭進入紅色時代之後徹底變樣。像前輩詩人米沃什或赫貝特,紮加耶夫斯基反躬自問:爲什麽我能寫詩,我能在克拉科夫找到“此心安處”?——那是因爲,我沒有真正體驗過背井離鄉的痛苦啊!而那些利沃夫的“遷居客”,他們根本無法“看向高處”,無法抽離地、藝術化地書寫,將刻骨的思鄉之情平靜地融彙于筆端。他們無力書寫對于故鄉的記憶,因爲對他們來說,記憶是需要用一生去捍衛的東西,這樣悲壯的事業容不下詩的輕盈。這也是紮加耶夫斯基始終如一的信念:藝術高于生活,但與此同時藝術也會“扭曲”現實。

              與紮加耶夫斯基同在休斯頓大學講授創意寫作的作家但·萊芬伯格曾說過,紮加耶夫斯基相信自然的事實甚于觀念,他總是“像談論神秘之物那樣談論新洗的亞麻布或新鮮的草莓”。評論家桑塔格則盛贊紮加耶夫斯基的詩歌,是“對平靜、同情、忍耐,對日常生活之甯靜與勇氣的贊美”。從這個意義上說,紮加耶夫斯基就如米沃什贊歎的那樣,寫下了“對時間之流的沉思”。他“回憶”曆史的疼痛,試著從中找到某種人性的東西,並將曆史轉化爲抒情,轉化爲一種悲劇性的愉悅時刻。

              除了對故鄉的眷戀之情,書中還有更多關于自我與他者、青年與老年、曆史與現狀等鮮明對比的思考。作者對于自己那些長輩——思想執拗的親戚和性情古怪的教授——的回憶,刻畫得尤其哀婉動人,不僅描摹出作者本人年輕時代意氣風發的形象,更體現出他對于那些長者充滿溫情的敬意和懷念。書中關于作者在學生時代參與文學和政治活動的生動回憶,既有熱情洋溢的讴歌,又不乏客觀冷靜的思考,使得本書與時下出于自戀目的、內容上難掩輕率的多數自傳寫作相去甚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選取素材的角度也頗爲獨特:看似漫不經心的講述,其實飽含作者的良苦用心。他選擇“只講述那些富于洞察力或啓示的故事”,猶如驚鴻之一瞥,使得敘事本身兼具密度和粒度(granularity)。“粒度”一詞,是紮加耶夫斯基評判文學作品的重要標准,令人印象深刻。當然,這種敘事方式本身也具有道德啓示的意義:一個人談論自己時,應該如何避免自鳴得意。正如紮加耶夫斯基在書中反複申述的:生活,不應該是一所教人冷酷無情的學校,而應當是實施“同情教育”的場所。

              紮加耶夫斯基推崇的哲學家西蒙娜·薇依在名作《重負與神恩》中曾經斷言:藝術不能,也從來不該脫離重力和引力,脫離世間的一切的痛苦和醜惡——藝術家必須明白,只有意識到自身的束縛和局限,才能真正追求明晰而完美的表達——這也可作爲狂喜的另一個定義:狂喜意味著擺脫一切痛苦、醜惡與苦難,而專注于美。對紮加耶夫斯基而言,正如他再三宣稱的:純粹狂喜的藝術品卻只能令人不快,或漠然置之,因爲“准確地來說,輕重明暗,痛苦與狂喜無盡的爭鬥,乃是藝術的根本”。這是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念茲在茲的“藝術拯救人生”的學說,但也許的確反映了生活與藝術二者關系的本質。正如紮加耶夫斯基在本書結尾處所言:

              “輕描淡寫——真的是詩歌的上佳定義。在晨霧彌漫的日子,在清澈寒冷的早晨,詩歌的這一精彩定義錯誤地預示著和煦的豔陽。這是輕描淡寫,除非我們能領會其中的深意——那時它才表達出真理;但當我們再次離開它——因爲詩歌不可能成爲永久的家園——它又變回爲輕描淡寫。”

              總體而言,無論從思想性或是藝術性方面看,《輕描淡寫》一書皆達到很高的水准。用《哈佛評論》書評家萊昂納多·克雷斯的話說,通過對日常生活與文學藝術關系的思考,本書“致力于描繪一種非理性卻飽含情感與人性的思維方式,這一方式會欣然接納那些需經內心共鳴而非理性思辨才能觸摸到的情感。它的存在,既暴露出理性思辨的局限性,也證明了人類情感糾纏可能達到的深度”。可見,本書的確無愧于紮加耶夫斯基作爲“歐洲一流思想家”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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