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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笛安三談城市文學:有一個地方比故鄉更重要

                              來源:花城(微信公衆號) |   2020年02月11日22:46

                              問:你曾多次表達對作家金宇澄《繁花》的欣賞,認爲這部小說帶給很多年輕讀者共鳴的關鍵一點是“都市氣質的情感與精神”,或者用更直白的說法就是“都市的鄉愁”。

                              笛安:屬于城市的鄉愁敘事,早就應該占據一個合理的地位。因爲“城市”已經成爲太多人的人生裏無法繞過去的所在。我沒見過田園牧歌,實在沒有辦法假裝喜歡它。我知道自然偉大,可我從有記憶起,基本的安全感全部由城市文明提供。城市不一定都是繁華和欣欣向榮的,至少在我內心深處,我永遠是屬于一個工業城市的。都市書寫是向一種歸屬感致敬——人們共享著異鄉人這個角色,其實是懷揣著隱喻的一片拼圖,久而久之,身上帶著其他拼圖碎片的人都還在這兒,所以我也舍不得離開。這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最讓人著迷的地方。

                              ——摘自《 笛安:城市鄉愁的書寫,早就該占據一個合理的位置》(《文彙報》許旸)

                              問:都說《景恒街》是你的轉型之作,直接反映在粉絲經濟、風投、APP創業等新城市話題上。你自己也在後記中坦言,過去四年裏因人生巨變,對寫作也産生了不一樣的看法。你認爲這個轉變是你個人成長階段的必然還是只是因爲新生命誕生的所促成的?

                              笛安:我認爲兩個原因都有吧。我一開始並不是以轉型爲目的才要寫這個小說的,我是很偶然的有了一個念頭,想要寫一個當下的男女在北京的故事——只不過愛情故事的麻煩就在于,你不可能只講愛情,一定會有一條其他的線在旁邊以不同的方式滲透進來,影響著愛情這條線的敘事。所以我選了那幾個你也羅列出來的屬于“新城市話題”的領域——但是從根本上我不是爲了描寫時代的新鮮事物,而是想寫寫我的人物們的奮鬥。每個人對于成功的理解導致了這個故事裏很多沖突的發生。

                              問:在許多國家,青春文學屬于“暢銷書”的歸類。但在文學創作中,許多作家,像你一樣,也有意識地將注意力投射在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下,賦予作品更多涵義。單單以 “青春文學作家”來定義你,顯然已經不合適了,如今你呈現出來的是較爲不同的寫作態度,思考的主題也變得寬廣。但對于青春文學類型的寫作風格,你顯然也有著自己的理解,可否就此談談?

                              笛安:怎麽定義我其實都無所謂。之前有評論家說過,我是從青春文學開始的,現在走在通往城市文學的路上——這麽定義當然是非常便捷的,不過我想說一件事,“青春文學”的基因也是城市的,屬于對于城市精神的某種表述,任何人也都與他們所生活的城市密切相關,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自然而然地發展過程,對我個人的創作軌迹來說也是一個自然的事情。

                              ——摘自《笛安:景桓街裏沒有諷刺,只有我們時代的愛情》(《深港書評》 鄧曉偲)

                              笛安(作家):我這十幾年一直在寫,好像也沒有什麽特別多的其他的事。其實昨天在學校跟同學們分享的時候我也講過,我特別開心能受邀聊一聊關于城市的話題,因爲我一直覺得現在無論是文學還是藝術,無論是純文學,還是最面向大衆的通俗文化,對于城市探討其實是不夠的,至少我想不起來一個我認爲非常有代表性的關于城市精神的作品。優秀的表達城市精神的作品是比較少的,我指的是各種意義上,不一定是今天坐在這裏的各位會欣賞的東西,哪怕就是市場向的商業性作品,整體上都有缺失。“城市”其實是一個富礦,我一直相信這件事。

                              作爲我自己的純個人的角度,我只是有時候會去思考,對于我而言城市到底意味著什麽,這是挺基本的東西。我在太原長大,一個工業城市,而且80年代太原有工業區,重工業汙染很嚴重。但是我想說的是,因爲我的家庭關系,我父母都不是當地人,甚至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遷移過來,我們家庭遷移史基本上吻合20世紀中國的前半世紀所有的動蕩,大時代的每一段波折都沒有錯過,造成這個小小家庭在太原有了一席之地。我常說我其實就是太原的第二代移民。這對我造成什麽樣的影響?我覺得,嚴格意義上我沒有故鄉,我到很大才發現,不是因爲太原話講得不好——這只是最表層,最關鍵的是,對于任何一個地方都缺乏歸屬感,乃至對“歸屬感”這個東西有本能的疏離。到後來出國上學,在巴黎待了一段時間,有一個事情很神奇,我始終沒有學會像歐洲的同行們一樣想事情。我待了挺多年,有些事情就是沒有學會。我在巴黎感覺非常舒服,那個城市裏,全世界各地哪兒的人都有,比如說我們學校那邊出來以後,很小的街邊有一個烏茲別克斯坦餐館,那個餐館讓我知道原來在這個城市還有這麽多烏茲別克斯坦人,他們會在這個地方出沒,走到地鐵站就被打散,混入芸芸衆生之中。正因爲每個人的來曆都不一樣,所以個人的來曆變得無關緊要,在大城市是一種常態。我個人覺得城市給我的饋贈,是這種淡漠的、珍貴的孤獨。城市有的時候給了我們每個人選擇社會關系的自由度,19世紀的文學裏基本講透了人和人之間的所有關系:親情、友情、婆媳、夫妻……但是城市給了個體一種選擇,有的關系可以要,有的關系可以不要,我認爲城市越大,給人選擇越多,你可以一個人生活,只要活下去,周圍並不是說所有人都在強迫你必須擁有這個或那個關系,你孤身一人,沒人關心你怎麽生活——也許中國文化還是有一點特別的地方,但總體而言,大城市裏面,無論是世界上哪個大城市,相對每一個個體來說,還是有比較孤獨的一種自由度。

                              當然爲了承擔這個選擇要負責任,就是成爲個體的一種孤獨,我個人覺得這就是一種城市的精神。我不是特別會有邏輯地去羅列我在想什麽,然後第一條、第二條,然後推理和結論——我的思維模式跟這個有點距離,我寫東西的時候只是憑借最本能的直覺,寫到城市,有的時候寫到一些年輕的個體。我剛剛寫完的長篇小說背景發生在北京,而且是今天的北京。

                              有的人寫城市的時候關心它的曆史,大城市有自己的曆史,小城市也有。這個城市從哪兒來,爲什麽是今天的風貌——我個人對這些確實不是特別關心,可能我這個人作爲作家來說,有個非常致命的缺點,我對日常生活興趣非常少,我已經意識到這樣是不行的,對日常生活興趣缺少到一定程度,對寫作的熱情或多或少也會受到影響,我現在已經發現這是一個問題。

                              再說回來,我自己在寫作品的時候,尤其當我寫到北京,我首先想到的是什麽?就是都有自己的來曆,而在這個城市裏反而不去討論自己來曆的一群人,這就是城市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讓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這當然是一種假象,人無法擺脫自己的來曆,你從哪兒來,起點怎麽樣,我不是從這個層面上討論,只是說現在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很容易見到的圖景是:一個辦公室可能什麽人都有。我舉生活中的例子,我有一個朋友在科技公司上班,這邊是名牌大學畢業生,隔壁有一個程序員小哥起初是送外賣的,就是有這種非常混雜的狀態。我不關心每個個體的“故鄉”,我把他們每個人當成是城市的一部分去關心。這是城市的豐富性的意義所在。我們中國文化裏總有一種傾向,尤其像中國的普通人,非常日常的約定俗成的語言裏面,總會說月是故鄉明,但我想說的是,月是故鄉明嗎?不一定的。再進一步說,也許是月是故鄉明,可那又怎麽樣,生活裏不能總看月亮,就是有一個地方會比故鄉更重要。我認爲至少我理解這是城市精神一部分。

                              ——摘自《被觀看和展示的城市——2018 年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南京站)作家對談》(《花城》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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