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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周芳:重新發現世界

                      來源:文藝報 | 來穎燕  2020年02月12日09:12

                      生與死,連帶著“怎樣生”和“怎樣死”,是人生永恒的話題,因而成爲了文學不變的母題。周芳的《在精神病院》和《重症監護室》直面“生”與“死”的現場,以非虛構之名,帶來了令人驚歎的震撼力,以至于我覺得,它們是絕不適宜做枕邊書的。

                      這兩部作品,自書名起就傳達出一種強烈又樸素的現場感。果不其然,據周芳自述,她曾經在川城精神康複中心和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裏前後一共做了6年的義工。用她自己的話說,她見過生命的大掙紮、大苦痛、大喜悅。此一“大”,足見作者親身感受的強烈。她在這兩個特殊情境裏所見到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驗證了生活比小說更“小說”。形而上的人生“大”問題,此刻被拆解爲零亂但真切的碎片,個中百味,源自周芳的個人體驗,卻叩擊著不同讀者的內心。

                      非虛構寫作的慣常樣態是在獲取大量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隱去敘述文本的技法和形式,以求讓事實變得透明;采取的方式則多爲讓當事人直接發聲,還原事件的原生態,而真正的敘述者則退至幕後,隱匿其身。但周芳的非虛構卻大膽地反其道而行,她雖然延續了非虛構文本簡潔的文風和剪裁技巧,但從一開始,她就沒有企圖隱匿自己,她大方地承認自己的在場,以至于讀者在閱讀她筆下的這些個案時,會時刻感受到她那分散卻又無處不在的作用力。

                      《在精神病院》中,周芳用日記的體例記述了她在精神康複中心親見的衆多精神病人的故事,“他們各有來路,有的割下父親腦袋,有的准備提煉仙丹獲諾貝爾化學獎,有的整日高呼世人丟了魂”。書的前言,題爲《周芳有話說》。是的,周芳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介入現場,但是她沒有冷眼旁觀。在面對這個被視作異類的群體時,她有話要說,她必須選擇一個立場,或者說亮明自己的態度。不然,這樣的題材會流于記錄而偏向冰冷的病例。從這個角度而言,周芳的非虛構放大了這個文類不可規避的“主觀性”,一切敘述都是修辭,將錄音機擱置在哪裏以及何時按下開始和結束鍵都深有意味。

                      于是,周芳選擇盡一切可能去融進這個特殊的群體,她的目光充滿寬容和理解,但又並非只是慈悲。慈悲往往意味著居高臨下的審視,而周芳的理解是出于一種對于人對未知地帶的尊重,她帶動我們,讓我們覺得自己與“那樣”的他們是平等的。她會細細了解他們變成“那樣”的誘因,想探知他們內心深處藏著什麽,卻發現許多病曆是“無明顯誘因”的。她覺得那或許是上帝的失手,但是這失手,讓人類登場——人因其難以理解而成其爲人。所以,在這50余篇以時間順序爲列的日記裏,唯獨有一篇沒有按時間排列,而是被提到了篇首,因爲它記錄的是關于乘坐17路的感想。17路公交車通往川城最西郊的精神康複中心,那段路仿佛是一種象征和提醒,每當語音廣播報站“下一站,精神康複中心”時,“我會惶惑,或許是我的下一站?我們的下一站?”周芳在書中坦言,自己在康複中心做義工時精神上曾經出現的一些疾患。她以親身經曆告訴我們,精神病離我們並不遙遠,“精神疾患這杯羹,人人有份”。如果可以抛卻有色眼鏡和排斥的心態去靜靜地接近“那個”世界,我們這些所謂的正常人就會獲得新的視域,去重新發現自己的內心以及這個曾經熟悉的世界。

                      如果說,精神疾患提醒了我們人類生存狀態的特異性及其普遍性,那麽《重症監護室》則更直接地面對了人類總是意圖回避又必然要面對的命題:死亡。依然是以時間爲序列的日記體,但時間的流逝于此顯得更爲沉重和慎重。自“我”決定成爲生死邊緣上和病人、和家屬、和醫護人員站在一起的那個人開始,“活著”的意義就從無數習焉不察的角落裏跳脫出來,變得顯眼醒目。在重症監護室裏所見的無數個病曆,每一個都是特殊的,但又並不出乎意料,我們都是向死而生的,生命因爲死亡的限制而獲得意義,並因此趨向了一種宗教模式。越是親臨這些凡俗人生的終結時刻,就越會醒悟到,每個人的人生都不過隸屬于一個更龐大的情節,每一個人都不過是其間一晃而過的插曲。

                      《重症監護室》和《在精神病院》一樣,最核心的支點是周芳對于人性的尊重,但這本著述裏的“尊重”更耐人尋味。周芳不僅從病患的角度出發記述,更拓寬維度,給予了病患家屬更多的理解和體貼。不管他們選擇堅持或是放棄對病人的治療,他們都有著各自的原因,有著不足爲外人道的隱痛。這樣的多維沒有占據所謂的道德高地,因而可以更真切地觸碰生死之問。

                      周芳在其敘述文本中的在場和立場,沒有遵循非虛構寫作中慣常的“不予置評”的記錄方式,但這恰是她所選題材的需要和必要所在。她領會了非虛構更深刻的精髓,她更注重個體的體驗,拒絕整體的解釋。某種意義上,非虛構之所以吸引人,正在于這個文類對于個體,特別是對普通個體的尊重和關注,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擁有了被理解和關懷的可能,瑣碎和低微的生活因此被照亮。而周芳自始至終的無畏和真誠,吸引讀者追隨她的視角,與其相融;同時,她的在場和書中不時出現的畫外音令讀者跳脫出具體的情境,與她對話,進而回望自身。周芳一直在尋找屬于她的、既切近又疏離的角度,來爲讀者呈現她在這兩處極具象征意味的情境中的所見所思。雖然,她的拿捏有時還處于一種不太成熟的回環調整之中,但這並不妨礙她對于敘述者在非虛構文本中所處位置的嘗試和探究,有大意存焉。

                      周芳的講述,關乎的看似是疾病和生死,實則卻是整個人生和世界。她的細膩與坦誠提醒著我們,清醒與瘋癫、生與死之間的距離往往只在一線之間。她沒有美化什麽,或是將我們治愈,但令有些東西變得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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