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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瑾詩歌印象:時光中的生命倫理與心靈溫度

                  來源:文藝報 | 辛泊平  2020年02月12日09:19

                  在茫茫人海中遇見一個好詩人,在浩如煙海的文字中遇見一首難忘的詩,這本身就是一種緣分。正如我遇見詩人李瑾,遇見他的詩。《致母書》是我在《詩刊》上第一次讀到李瑾的詩,毫不誇張地說,我幾乎是一見傾心。《致母書》是一首小詩。但小詩不小,更不弱,它有人生的寬度,也有生命體驗的深切。從語義上看,這首詩沒有什麽理解上的障礙,它敘述的就是日常的場景。然而,在這熟悉的場景中卻隱藏著讓人震驚的生命過程與瞬間的戰栗。在這淡然優雅的風景中,人間早已老去。這是物理時間與心理時間交織後的結果。既有物質的標准,也有心靈的尺度。面對時光的流逝,詩人不是不傷心,而是舍不得傷心,來不及傷心。因爲,屋檐之下,恒定的星辰比流動的河流還要匆忙。人間就是這樣,一切都在老去,一切又都新鮮如初;一切都在消亡,一切又都是那樣充滿生機。我們可以猜想,詩人坐在屋子裏,望著窗外的流雲與樹木,思緒翩然。這是一種由外物觀內心的過程,是一種禅定的狀態。此時,詩人在時間之外,打量著人世間的彼此消長,慈悲入懷。

                  然而,這只是一瞬的傷感與坦然。從夢幻中回到現實,是日常的人間煙火,是散發著香味的米飯與蔬菜,是老母親如銀絲一樣的白發。詩人重新回到時間之中,在沉重的倫理中再次看到生命的短促與不堪。于是,悲從中來。時間並不是封閉的,它永遠敞開。通過想象,通過頓悟,我們可以超越時間的藩籬。這是生命個體的自由。然而,回到倫理世界,在親人身上,時間的枷鎖觸目驚心。這是我們可感可觸的現實,它永遠比想象更爲沉重。母親的白發,讓我們感到時間的緊迫,讓我們聽到死神的腳步,讓我們想到死亡,想到生死兩茫茫。世界即將失衡,我們又怎能超然?這才是人之常情,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能夠接受的悲歡。所以,當我讀到“母親面前,我拒絕和她身上的時間和解”,我想起自己的已經辭世的雙親,感同身受,潸然淚下。

                  可以這樣說,這是一首很容易就能打動讀者的小詩。因爲它的深情,更因爲它的誠懇。詩人沒有刻意誇大這種傷感,沒有選擇那種異常尖銳的詞語,他只是克制著,從日常的變化裏捕捉心靈的律動,讓事物說話,讓心靈回應,自然而然,貼切而又柔軟。

                  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李瑾詩歌的體例、話語方式、修辭以及它關注的焦點,都和當下流行的詩歌有一種距離感。李瑾在《詩經》裏流連,在《楚辭》中徜徉,在《國語》裏沉思,在《道德經》中探微。那些沾染了曆史煙塵的文字,在詩人筆下,重新有了現實的反射,有了人生的況味。可以這樣說,李瑾雖然醉心于古典的文本,沉浸于古典的氣息,但並沒有沉溺其中,而是力圖在那些泛黃的書頁字行之間打撈出當下缺失的詩意,在幽幽的時間長河裏觀照生命的倫理與心靈的溫度。

                  “——在渡口/樹木習慣以愛情的理由來,以愛情/的理由走,誰也不會關心那個沒有/翅膀的鳥,臉上長滿青銅色的叫聲”(《關關雎鸠》)這是《詩經》的開篇,在古老的秩序中,它既指涉愛情也隱喻政治。然而,在李瑾眼中,政治只是一種虛擬的背景,那只鳥兒唱出的其實只是生命的生理之音,那青銅的顔色,不過是後人的誤解與唐突,與真實的生命無關,與情感的波動無關。所以,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那被後世的道德與學問掩蓋的萬物關系與生命流轉。比如“蔓草遍野,它們要認識斑駁的土地/不必了然于胸,但須對雨水保持著/必要的平行關系”(《野有蔓草》)。

                  在詩人的現實觀照中,蔓草有蔓草的姿態,蜉蝣有蜉蝣的圓滿,原不必用意義和價值爲它命名。人間萬物,恰恰是因了這角色的分配顛倒了乾坤,混淆了意義。即使是一只碩鼠,一只背負了千載罵名的生物,在生存的層面上,它也不見得比我們卑賤,比我們肮髒。它來自泥土,借助糧食,然後又歸于泥土,正如定義了萬物、規範了倫理的人們一樣。

                  我們借助語言,只是發明了一種言說的方式,並以此掩蓋自然原始的生命版圖,凸顯自身的高度。這是一種僭越,是一種自我加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丟失了平視浮雲與草根的心態,而是變得浮躁和張揚,變得唯我獨尊、口是心非。“我們已習慣了沿弧線說話”(《隰有苌楚》),離自然的慈悲漸行漸遠。詩人明白,這是一個永遠的悖論,然而,他無法說透,無法自行切斷與這人造世界的聯系。因爲,他清楚這個鏈條的重量和邏輯,他只能睜著清醒的眼睛,盯著眼前這條我們一起奔赴的軌道,傾聽那些被刻意改寫、被無情擦除的生命吐納。于是,他只能歎息,只能喃喃自語——“只是我依然沉浸在中途/不知這恍惚的一生,該拿什麽收場”(《蒹葭》)。他必須說出他的懷疑,說出他看到的荒誕,說出他對人間的感知,說出他對生命的期許。即使無人能聽,即使無人願聽。因爲,言說,是詩人的良知;說出真相,是詩人的天職。

                  他懷疑莊嚴的曆史。因爲,曆史的書寫者不是天道,而是人設。“曹刿論戰,裏革論君,臧文忠說僖公/他們都懷揣猛獸,卻低嗅蔚藍的薔薇/他們都懷揣著猛獸/看起來很美”(《國語》外傳·魯語)。懷揣猛獸的王公們在設計家國的命運、人間的走向,所以“一個國家是用來哭泣的/芸芸衆生是用來揮霍的”(《國語》外傳·齊語),所以,“旗幟是萬物中的異類,當它們迎風飄揚/它是在贊美淚水、絕望、死神、空寂/和十分之九雜草叢生的冷漠”……只要這曆史的規則不變,“公元前和公元後並沒有分別,在人間/芸芸衆生如風如雪/他們用死亡苟延殘喘,卻被江山埋在/若無其事的小道旁……”(《國語》外傳·晉語)。

                  “萬物蒼老,我心也不年輕/想想美人,也許可以遮蔽一下匆忙的罪過”(《楚辭·我讀》·思美人)。萬物蒼老,詩人的心蒼老,那是因爲,他見過太多的曆史狼煙,太多的生靈塗炭,太多的人生離散,以及太多的虛假盛世與道德明君。明確意義、分辨是非是曆史的必然,但感受生命、讓心靈皈依自然是詩人的本分。這似乎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但詩人不在乎,他一定要說出他看到的——“這些遍地流浪的孤魂野鬼,都是/我們的親戚,它們面容端莊慈祥/和生活保持著不可替代的關系”(《灤陽續錄》)。這是一種比人爲意義更爲古老的倫理。我們所謂的曆史進程,並沒有隔斷我們與那些已逝生命的聯系,並沒有讓我們從時間不偏不倚的軌道中分離出去。這世間的一切,都隱藏在既定的位置,等待生命的發現與靈魂的體量。

                  可以這樣說,詩人是心靈意義上的獨行者。他遊走于曆史與現實之間,辨認著時間本原的流動,體味著生命在時間之中的呼吸,並試圖打開時間中最人性、最溫暖的生命內核。在他心中,所有關于秩序的誓言,都可能是一種價值體系的確認,也可能是另一種意義的消解。它與真實的生命律動無關。把生命還給生命,把時間還給時間,生命便不那麽逼仄和緊張。對于生存而言,一瞬也便是永恒,永恒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時間確認。生命的秘密也許就在于此。但說出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因爲,“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但該如何/道出無用的時間,這是一個難題”(《道德經》十章·第八十一章)。而詩人李瑾,則在詩歌中,發現了一種完成辨認時間、感受生命的課題,那就是——“古人慣于在王侯士農中分出個你死/我活,我不需要,我在文字裏放上/一杯酒,便可以爲不盡的苦水送行”(《公羊春秋編年注·襄公元年》)。

                  李瑾曾說自己的詩作多是在地鐵上完成的,還給它起了一個別致的名字——“地鐵體”。在我看來,這個名字起得妙。詩人在地鐵中回望過去,這既是對時間的一種尊重,也是對生命倫理的一種體認。地鐵是飛速的,但詩人的感受卻沒有那麽快。從某種意義說,詩人的地鐵書寫是在現代的速度中遵從自然的節奏,挽留那緩慢的詩意。詩人不願意成爲龐德地鐵中的平面幽靈,他在猜想“今生來世,誰是被一張假臉吞噬的那部分”(《楚辭·我讀》·離騷),他在躲避被人類共性擦除感受的命運。他注定不會被沒有表情的假臉吞噬,注定會在時光中留下動人的影子。因爲,他已推開文字之窗,要在冰冷的鋼鐵世界裏恢複生命鮮活的面容和善感的靈魂。所以,他的書寫異常冷峻,但又飽含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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