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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友蘭、金嶽霖、錢穆在西南聯大

                          來源:《思想戰線》 | 楊紹軍  2020年02月12日08:31

                          原標題:時空之流的個人記憶 ——馮友蘭、金嶽霖、錢穆以西南聯大爲中心的回憶錄

                          摘要:在20世紀80年代,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劉培育主編《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錢穆《師友雜憶》等回憶錄相繼出版。這些回憶錄對西南聯大的曆史和人事進行了集中回憶,也對西南聯大的人際交往和學術研究進行了重現,用文學表達的方式建構了作爲“鏡像”的西南聯大。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回憶錄不僅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表達空間,也推動了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西南聯大熱”,彰顯了西南聯大在中國現代文化史、高等教育史上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關鍵詞:西南聯大;個人記憶;回憶錄

                          西南聯大的創建和發展,在20世紀中國文化史、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書寫的。這所著名高校置身于西南邊陲而能弦歌不辍,本身就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書寫了現代知識分子建構“學術社會”的理想。在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爲保存民族傳統文化、培養優秀人才、引領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爲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守護教育理想的典範。他們不僅是戰爭時期的道德領袖,也是抗戰時期的精神領袖。因此,在社會劇烈變動的時代,知識分子承擔的使命是多重的,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勇武和良知。在20世紀80年代前後,馮友蘭、金嶽霖和錢穆等采用回憶的形式,書寫了西南聯大的曆史和人事。盡管由于敘事和立場的不同,他們對曆史事件、社會活動和人物交集進行了個人化的追憶,卻在無形中造就了20世紀80年代西南聯大回憶錄潮流的興起。爲什麽這一時期回憶錄得以集中凸顯?除社會因素外,“20世紀是‘虛構即美’的小說時代,回憶錄常常被排除在審美範疇之外。而今天,人們開始用最樸素的方式與現實世界對話,也逐漸發現真實帶來的美學效果……從‘虛構即美’到‘真實即美’的轉向,是回憶錄潮産生的審美因素”。也就是說,回憶錄在某種程度上取代小說的原因,在于小說無法滿足讀者對真實性的審美需求,而回憶錄在某種程度上能實現讀者的審美期待。

                          在昆明的西南聯大,馮友蘭(1895~1990年)是西南聯大“決策管理層的最重要官員之一、教學研究層的最顯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層的最首要人物之一”,同時也是抗戰時期影響最大、聲名最顯的中國哲學家。在1938年到1946年間,他的哲學思想自成體系,臻于成熟,連續寫出6本著作,這就是所謂的“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成爲了中國現代思想、學術文化發展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創造性成果。在1949年以後,由于長期受到批判、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他逐漸失落了自我,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重新回歸自我。1984年12月,他的回憶錄《三松堂自序》出版。在書中,他對自己在不同時代的經曆進行了敘述,也對轉折與變革的時代進行了反思。該書問世以來,深受海內外學界的高度評價,牟鍾鑒認爲:

                          《三松堂自序》無疑是一部出色的學者回憶錄,它給近現代中國學術史以及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史提供了極爲生動可貴的資料,它很典型地表現了中國學者的生活曆程:在苦難中成長,在苦難中浮沉,在困難中覺醒。與苦難相伴隨,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雖苦難而不離不息,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品格。

                          因此,作爲20世紀80年代最爲重要的學者回憶錄之一,《三松堂自序》不僅是生動珍貴的學術史料,還是較爲優美的散文集,這部散文集“憶往事,述舊聞,懷故人,望來者”,將哲學與人生融合、詩性與思想統一,對西南聯大和20世紀40年代的社會、生活和哲學進行了敘說,成爲馮友蘭最爲重要的文學作品。

                          首先,作品對西南聯大生活的回憶。沃爾特·拉奎爾(Walter Laqueur)在談到自傳和回憶錄時說過:“作爲一種曆史洞見,自傳的價值太有限了,因爲自傳家更關注寫作時自己的思想狀態,而非那些發生過的事情。”也就是說,自傳更多關注的是自我,是關于個人的寫作,而回憶錄由于擁有“他性”(otherness)敘事的維度,雖以自我爲中心,但更多關注的是他人、曆史和事件。在這樣的意義上來說,《三松堂自序》雖以“自序”爲名,但它卻不是自傳,而是回憶錄,它更多寫的是時代、他人和往事,因此作者坦誠地說:“世人知人論世、知我罪我者,以觀覽焉。”由是觀之,他是抱著是非自己省察、功過任人評說的態度寫的回憶錄。事實上,作爲20世紀中國最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馮友蘭的一生都沒有離開大學,他畢生與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最爲著名的3所高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在回憶錄裏他寫到在南嶽聖經分校的生活:

                          這座校舍正在南嶽衡山的腳下,背後靠著衡山,大門前邊有一條從衡山流下來的小河。大雨過後,小河還會變成一個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馬亂之中,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讀書,師生都很滿意。在這裏,教師同住在一座樓上……大家都展開工作。湯用彤寫他的中國佛教史,聞一多擺開一案子的書,考訂《周易》,學術空氣非常濃厚。

                          西南聯大師生在兵荒馬亂的南渡途中,知識分子的使命意識和主體意識,使他們沒有放棄對學術志業的追求,反而在愈發艱苦的環境裏,生發出愈加堅強的意志,輾轉千裏,發憤著述,用艱辛的工作“幫助中華民族,渡過大難,恢複舊物,出現中興”。在南嶽衡山,馮友蘭講授“朱子哲學”;到雲南蒙自,他將講稿出版時改爲《新理學》,隨堂講授,每天按時寫作,從不間斷。這種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笃實治學的態度,成爲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精神的縮影,也映射了戰時知識分子在艱難時勢中的真實寫照。此外,作者還寫到西南聯大同事間的學術交流和生活交往:

                          當我在南嶽寫《新理學》時,金嶽霖也在寫他的一部哲學著作,我們的主要觀點有些是相同……我受他的影響很大,他受我的影響則很小。他曾經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很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如果將金嶽霖的《論道》和他的“貞元六書”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這確實就是馮友蘭之所以成爲馮友蘭的重要原因。金嶽霖“能把很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而他則不一樣:他的學術著作文風簡重,不事雕琢,條理清晰,邏輯嚴密;他的文學作品,灑脫自然,長于抒情,看似毫不經意,實則超越藩籬。如在1943年,西南聯大國民黨黨員教授會議擬給蔣介石上時局陳情書,推舉馮友蘭代筆,信中有“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和“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爲殷鑒”等,據陳雪屏教授說,蔣介石看完這封信後,“爲之動容,爲之淚下”。不久複信西南聯大黨部,表示同意信中要求,實行立憲。由此可以看到,由于他國學根底雄厚,有高度概括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出衆,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馮友蘭經常被推舉爲主筆,充當西南聯大的“代言人”,對西南聯大的公共交往、政治事務、教育行政發表看法。因此,在這些信函和《三松堂自序》中,作者文辭優美,簡練含蓄,思路清晰,語言表達充分體現了中國語言的言辭之美,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文學造詣和語言運用能力是非常罕見的。

                          其次,作品對知識分子情懷的回憶。對于回憶錄,廖久明認爲:“回憶錄是以親曆、親見、親聞、親感的名義回憶的(包括寫作、口述等方式),讓他人相信回憶內容在過去確實發生過的作品。”根據他的界定,回憶錄的必備條件:一是親曆、親見、親聞和親感;二是過去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或者說事實)。因此,回憶錄的作用在于還原曆史和反映所回憶的時代、集體和個人。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裏說到,作品“所及之時代,起自19世紀90年代,迄于20世紀80年代,爲中國曆史急劇發展之時代,其波瀾之壯闊,變化之奇詭,爲前史所未有”。作爲20世紀中國最有建樹的哲學家之一,在馮友蘭的身上印刻著時代的種種波詭雲谲,也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在《三松堂自序》裏,讀者可以感受到鮮活真實的馮友蘭,感受到中國現代社會、現代大學和中國哲學,也可感受到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作者曾在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裏多次引用宋代張載的“橫渠四句”,如《新原人》的《自序》裏就說: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爲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這是作爲中國哲學家的思想抱負和精神期許,也代表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爲民族複興而追求真理的普遍心聲。在20世紀的中國,以馮友蘭、金嶽霖、湯用彤、聞一多、陳铨等爲代表的知識分子,他們生于晚清,早年接受傳統教育,等到青年或成年時紛赴海外或者留在國內接受新式教育,他們將“闡舊邦以輔新命”作爲“平生志事”。這一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葆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因而他們在考慮群體與個體、國家與個人的關系時,往往重視前者而輕視後者,具有典型的知識分子品格。如回憶錄裏他在談到個人與社會時說:

                          個人是社會的一個成員。個人只要在社會之中才能存在,才能發揮他的作用。他跟社會的關系,並不是像一盤散沙中的一粒沙子,而是像身體中的一個細胞。亞裏士多德有一句名言說,如果把人的一只手從他的身體分開,那只手就不是一只手了。公與私是相對而言的,都是從人和社會的關系說的。

                          他認爲,如果爲了個人享受而追求,就是自私自利;如果爲了社會、國家而追求,那就是爲公,那就不是利而是義。因此,在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身上,他們視群體和國家的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甚至願意犧牲個人的利益。1944年,日本侵華部隊發動“豫湘桂戰役”,國民政府軍隊不斷失敗,遭到社會各界責難,政府把軍事失敗歸咎于中國兵員素質差,于是決定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8月27日,蔣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動員和鼓勵知識青年從軍。據《三松堂自序》記載,西南聯大召開動員大會,鼓勵學生從軍,馮友蘭、聞一多等都發表演講,希望學生積極從軍,抵抗敵人的侵略:

                          散會以後,我走出校門,看到有人正在那裏貼大字報,反對報名從軍。我心裏很氣憤,走上前去,把大字報撕了,並且說,我懷疑這張大字報不是中國人寫的。這次動員會開過以後,學生報名從軍的多起來了。

                          由此可以看到,馮友蘭、聞一多等知識分子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尤其強烈,在對待民族生死存亡時沒有“保持靜默”,而是登高振呼,鼓勵青年學生積極從軍,這種以天下爲己任的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體現得非常明顯,甚至馮友蘭還親自把長子馮鍾遼送上緬甸抗日戰場。可以說,《三松堂自序》“作爲一部學術名家的回憶錄是相當出色的……用哲學家的眼光回顧自己和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曆史,無疑是民國以來的學術史、教育史和政治史,提供了許多非常珍貴的史料,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這部回憶錄最令人感興趣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采和情懷。

                          金嶽霖(1895~1984年)畢生從事西方哲學和邏輯學的研究,他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將西方邏輯分析方法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創立了新道論哲學思想體系,提出了獨特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在中國邏輯學界,金嶽霖的學術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中國邏輯學的建構和發展,培養了沈有鼎、王憲鈞、馮契、王浩、殷海光、周禮全等優秀學生,被稱爲“中國哲學第一人”。他的學生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裏說: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他的眼睛有什麽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

                          汪曾祺對老師金嶽霖率真、笃實、坦誠的性格進行了真實的描繪,而文中提到的“怪”,其實反映的是金嶽霖的獨特性和重要性。1981年到1983年,他在老朋友姜丕之的建議下撰寫回憶錄,完成了《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的第一部分,對同時代學者的思想、生活與情趣,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作了生動具體的回憶;該書的第二部分,則是當代中國學者對他的思想、工作、生活和轶聞等的回憶和研究。1995年,該書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讀者的贊揚,如王路認爲,“讀完《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一書之後,對于這種‘怪’終于有了一些理解。與其說這是金先生本人的獨特性,不如說這是他所作學問的獨特性”,把金嶽霖對中國哲學和邏輯學的獨特貢獻作了理解和闡釋。

                          首先,作品對同時代學者的回憶。楊奎松在《忍不住的“關懷”》中說道:“對于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一個最大的曆史悲劇就是,他們是最早投身于救國救民,自認爲最了解政治大勢的一群;最後,他們卻成了政治場中最不知所措、動辄得咎、受人輕視的一群。”因此,他認爲對于曆史和曆史場域中的人,最需要的,首先是理解,然後才是評價。作爲2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金嶽霖卓越的學術成就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受到了同時代學者和他的學生的尊崇和景仰。在回憶錄裏,他除了對自己的生活經曆和治學道路進行回顧外,還對同時代的學者和同事作了回憶,“同我同時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同時代分不開,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開。接觸到的還是有東西可以同大家一起回憶回憶",因而他在作品裏寫到了許多逝世或者健在的學者,如胡適、梁思成、陳寅恪、張奚若、錢端升、周培源、陳岱孫等。對于逝世的學者,他以學者的理性和同情,也以朋友的真摯和理解,去回憶時代場域中的曆史人物,而沒有加以任何的“傲慢與偏見”;而對健在的學者,他也客觀、平和地去回憶他們之間的交往和行誼。如他在寫到陳寅恪時說:

                          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裏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裏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陳寅恪學貫中西、文史兼通,被稱爲“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見的學術大師",但在1995年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前,對于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他並非耳熟能詳的學者,而陸鍵東著作的出版,催生了中國大陸的“陳寅恪熱”。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金嶽霖以自己的親見親聞,對陳寅恪的博學作了最好的注釋,這對于理解與認識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學術生涯有著重要的作用,也從不同側面反映了他們對學術事業的執著追求。對其他的同時代學者,他也以哲學家的嚴謹、理智去評價。如談到他的同事陳岱孫:

                          到了抗戰快要勝利的時候,我們五個人住在昆明北門街唐家家庭戲園的後樓上。這五個人是朱自清、李繼侗、陳岱孫、陳福田、金嶽霖。那時雖有教學,很少科研,經常吵吵鬧鬧。對陳岱孫先生,我可以說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辦事。可是梅校長知道,他知道陳岱孫能辦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華園以前,他派陳先生回北京做恢複清華園的麻煩工作。

                          陳岱孫是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家,被譽爲中國經濟學界的“一代宗師”。他與金嶽霖在清華時就是同事,有共同的朋友和交往空間。但是作爲同道好友,金嶽霖始終認爲知識分子不能辦事,因而也認爲陳岱孫不能辦事。在昆明他們住在唐繼堯留下的家庭戲園裏,朝夕相處,才知道陳先生精明能幹,因此對他進行了客觀描述和理性評價,這與他秉持的注重分析和持久思考的學術訓練有關,也顯得友情的彌足珍貴。

                          其次,作品對聯大學術研究的回憶。如同其他學者一樣,西南聯大的生活同樣融進了金嶽霖的生命曆程,成爲他回憶錄中的重要驿站。1997年1月,于光遠發表了《金嶽霖的回憶和回憶金嶽霖》,對回憶錄的內容作了說明:“把他的主要經曆、他的社會交往、他的學問、他的思想演變、他的性格、他的特殊愛好都描繪出來了,讀起來很有味道。”確實,金嶽霖的回憶篇幅不算很多,但內容異常豐富,對他的求學經曆和歸國後的治學都作了如實的記載,更對劇烈變動的時代多有記錄,成爲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記憶。其中,西南聯大的學術生涯成爲金嶽霖回憶的主要內容。如談到他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3部重要著作:《邏輯》(1936年)、《論道》(1940年)和《知識論》(1983年),他說:

                          我要談談我的書,我只寫了三本書。比較滿意的是《論道》。花功夫最多的是《認識論》,寫得最糟的是大學《邏輯》。後面這本書中介紹一個邏輯系統的那部分簡直全是錯誤,我也沒有花工夫去改正我的錯誤。我的學生殷福生先生曾系統地作了更正,也不知道他的改正正確與否,竟以不了了之。

                          金嶽霖的這3本著作,作爲哲學的方法論、本體論和認識論,構成了他的新道論哲學思想體系。對于他的哲學思想體系,學界認爲:

                          留給我們的不是那“未生先死”的應景時品,而是不屬于某一時代可以爲任何時代所分享的經典;他拒絕那些淺薄、庸俗和無根的各種各樣的“說教”和“妄語”,而是細雕地去建置“知識範式”和博大精邃的哲學體系。

                          因此,金嶽霖被認爲是20世紀中國哲學分析風格哲學研究的傑出代表,其對純粹哲學的追求和創造,鑄造了中國哲學的新品格,開創了中國哲學的新時代。在他的3本著作中,“花工夫最多”的《知識論》:

                          這本書我在昆明就已經寫成。那時候日帝飛機經常來轟炸,我只好把稿子帶著跑警報,到了北邊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轟炸的時間長,天也快黑了,我站起來就走,稿子就擺在山上了。等我記起回去,已經不見了。只好再寫。

                          所謂的“再寫”,只能是從頭到尾的重新寫,可是這本著作由于曆史原因,直到1983年才公開出版。其時,由于敵人不斷空襲,給西南聯大學人的學術研究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使得金嶽霖不得不重整頭緒再研墨,也使得《知識論》成爲他最花時間、多災多難的著作。此外,在回憶錄中,他還寫到在昆明養黃毛公雞、喜歡吃的水果等,鮮活地記錄了戰時知識分子的生活情趣和特殊愛好。因此,有學者認爲:“後來有一本《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其中金嶽霖自己的回憶彌足珍貴,這是因爲金嶽霖一向吝啬于感性文字的寫作,回憶之類的文字更是罕有。”但正是這些感性的文字,讓他將西南聯大的學術生活描繪得栩栩如生、印迹深刻,帶給讀者以別致的審美愉悅。

                          錢穆(1895~1990年)是中國著名的史學家和思想家,他以博學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譽學界,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爲中國現代史學四大家。在一生中,他以闡釋和弘揚中國文化爲己任,其學問宗旨和終極關懷大都指向中國文化的傳承,因此他的學生余英時認爲其“一生爲故國招魂”。在1977年到1982年間,他寫下了《師友雜憶》,對求學經曆、師友交往,以及著書立說、學問轉變等作了比較詳細的追憶。可以說,這部回憶錄不僅是他敘述人生道路的總結,同時也爲現代中國學術史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史料。1983年1月,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將1974年完成的《八十憶雙親》和《師友雜憶》合刊出版,1986年嶽麓書社、1988年三聯書店在中國大陸出版《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對于這部著作,朱學勤評價說: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那樣的書名,未及開卷,就讓人體味到儒家的生命觀照,是那樣的親切自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則發育于師友。兩種生命皆不偏……錢穆以研究中國文化史著稱,他的回憶錄本身就提供了一部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可信注解。

                          在這部簡潔優美、情深意切的回憶錄中,作者追憶了西南聯大學者的相互交往以及他在雲南的學問人生。

                          首先,作品再現聯大學人的交往記憶。德國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了“交流記憶”的概念,認爲“所謂交流記憶就是隨著具體環境變化的記憶,這種記憶一般不超過三代人,它的內容主要包括回憶、想象、引語、俗語等。這些記憶存儲在頭腦裏,人們之間不需要更多的解釋便能夠對這些記憶進行交流,而且這些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生變化”。阿斯曼的交流記憶經由個,人的事後回憶,就成爲了人際交往的曆史,形成特定的個人記憶。作爲回憶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裏記載的西南聯大並非是最全的,也不敢妄言是最好的,但卻視角新穎、語言優美、流暢生動,以獨特的個性記錄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交流交往,成爲中國當代著名的懷舊性作品之一。如作品裏寫到聯大學人在南嶽的生活:

                          時諸人皆各擇同室,各已定居。有吳雨生、聞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遊,不在諸擇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則以余充之……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雨生則爲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書之,又有合……沈有鼎則喃喃自語,如此良夜,盡可閑談,各自埋頭,所爲何來。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閑談,不妨去別室自找談友。

                          在某種程度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會形成曆史性記憶,這種交往記憶由于在特定的時空中有相互的認知、理解和感受,會形成經驗性的人事判斷。在回憶錄裏,晚年的錢穆在敘述西南聯大學人的交往時,就對吳宓、沈有鼎、聞一多等作出了人事判斷。抗戰爆發前,錢穆是北大教授,吳宓、聞一多和沈有鼎是清華教授,都是“孤僻寡交遊”的學者,但是在南嶽衡山,他們4位教授共處一室,作者根據相處的經曆,對他們形成了一定的事實判斷,認爲吳宓教學負責,備課認真;聞一多研究勤奮,撰寫論文;沈有鼎喜歡閑談,遭到吳宓申斥。從這種真實的記錄中,可以看到西南聯大學人的清苦和勤奮,也可以看到不同學人的性格和特點,他們在戰爭時期的行爲,表現了各自的主張和識見,也表現了西南聯大學人的人格和風範,他們在平凡中堅持著不平凡的工作,在不平凡的工作中寫就了人生的輝煌,錢穆對此作了最形象的闡釋。同時,回憶錄還談到在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國史大綱》的緣起:

                          夢家尤時時與余有所討論。一夕,在余臥室近旁一曠地上,夢家勸余爲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余言材料太多,所知有限……一夕,又兩人會一地,夢家續申前議……有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實自夢家此兩夕話促成之。

                          早年,陳夢家與徐志摩、聞一多、朱湘被稱爲“新月派四大詩人”。1937年,他經聞一多推薦到聯大中文系任教。在雲南,陳夢家與錢穆“常相過從”,經常在一起討論,最終促成了這部享有盛譽、影響甚大的中國通史著作的誕生。《國史大綱》于1938年5月在雲南蒙自開始撰寫,1939年6月在雲南宜良完稿,1940年6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著作中,錢穆第一次把文化、民族與曆史三者聯系起來,強調在抗戰中重建國家,必先複興文化,而要喚起民族的覺悟,必先認識曆史。因此,《國史大綱》作爲錢穆一生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得益于聯大學人間的交流交往。

                          其次,作品重現聯大學人的思想行迹。錢茂偉認爲:“曆史是人類的曆史,人是群體性的個體動物。生活在這樣的群體中,人不可能成爲真空人物,必然要與人交往。在交往過程中,就會留下彼此間的交往記憶。”也就是說,通過個體的人際交往,不僅凸顯了人際交往的範圍,而且凸現人際交往的軌迹。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錢穆詳細地記錄了與聯大學人的交流交往,也寫到他在聯大的教學和研究。觀其生平,錢穆與馮友蘭、金嶽霖、陳岱孫、湯用彤等教授不同,他一生沒有上過大學,更沒有遠赴海外求學,而是從小學教師做起,逐步成爲知名大學的教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授課認真,一絲不苟,嚴謹求實,講課時感情極爲投入,教學效果非常好。據聽他講過中國通史課程的何兆武回憶:

                          當時教中國通史的是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就是他講課的講稿。和其他大多數老師不同,錢先生講課總是充滿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聽者爲之動容……據說抗戰前,錢先生和胡適、陶希聖在北大講課都是吸引了大批聽衆的,雖然這個盛況我因尚是個中學生,未能目睹。錢先生講史有他自己一套理論體系,加之以他所特有的激情,常常確實是很動人的。

                          當時,抗日戰爭正處在極端困難的時期,國民政府軍隊節節敗退,大片河山淪喪,一些人甚至知識分子都對抗戰失去信心。但是,錢穆通過中國通史的講授告訴人們,中國曆史和中國文化不會消亡,中國就絕對不會亡國。可以說,在國難方殷、學校播遷之時,他的講授不僅增強了人們對中國曆史的興趣,而且也強化了時人的愛國主義思想。在此期間,他還把史學研究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以弘揚中華文化爲已任,實踐了中國古代文人經世致用的思想。對他而言,《國史大綱》的撰寫,就是他的愛國思想在戰爭時期史學研究的真實寫照。在研究中,他宣揚曆史文化主義的民族觀和民族主義的曆史文化觀,認爲民族複興在本質上是文化的複興,而複興文化首先要複興史學。對此,韋政通指出:“在抗日時期,對弘揚傳統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錢先生居功甚偉。”作爲1949年以前中國史學界具有重大影響的通史著作,《國史大綱》出版後引起學界的轟動和論爭,錢穆同樣在回憶錄裏做了記述:

                          越有年,《史綱》出版,曉峰一日又告余,彼在重慶晤傅孟真,詢以對此書之意見。孟真言: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彼亦屢言及西方歐美,其知識盡從讀《東方雜志》得來。曉峰言,君既不讀彼書文一字,又從何知此之……又北大學生張君,已忘其名,在上海得余《史綱》商務所印第一版,攜返北平,聞有整書傳鈔者。其實尚在對日抗戰中,滯留北平學人,讀此書,倍增國家民族之感。

                          作品裏提到的“曉峰”,就是中國人文地理學的開創者張其昀,他在抗戰期間曾到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傅孟真則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由此可見,《國史大綱》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激勵中華民族抗戰起到了積極作用,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爲全國大學用書,風行一時,産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因此,《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作爲知名學者的回憶錄,與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都是西南聯大曆史記憶或者說個人記憶的著述,“就此來看,幾乎都是完成于80年代初期的馮氏的《三松堂自序》與錢穆的《師友雜憶》,呈現出頗多不同的格調——前者如同一部對著述的文外注釋,而後者卻重在追憶與評判自我,在記述、描寫與議論間,頗具詩性魅力"。

                          此外,西南聯大知名學者這一時期的回憶錄還有陳岱孫的《往事偶記》、卞之琳的《雕蟲紀曆(1930~1958)》等,都是對西南聯大曆史和學人的個人記憶,這些回憶錄語言樸實,看似平淡如水,實則飽含真情,以學者的眼光和見解,對他們所經曆的抗戰以及西南聯大的諸多事實進行了客觀敘述和理性闡釋,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

                          在20世紀80年代,回憶錄的興起成爲了突出的文學現象,“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如此集中地、大規模地發表、出版作家回憶錄,大概也只有20世紀30年代差可比擬”。這一時期許多著名的作家寫作了回憶錄,如茅盾、巴金、冰心和臧克家等,衆多的學者也寫下了個人的回憶錄。作爲時代的親曆者和見證者,馮友蘭、金嶽霖和錢穆等學者以回憶錄的形式對西南聯大的曆史和人物進行了集中追憶。在回憶錄中,他們對抗戰時期遷徙流亡的往事進行了回顧,也對西南聯大的人際交往和學術研究進行了重現,用文學表達的方式建構了作爲“鏡像”的西南聯大。

                          在某種程度上,曆史的敘述就是建構,西南聯大是曆史的存在,也必然承載著曆史的敘述。因此,在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劉培育主編《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錢穆《師友雜憶》等回憶錄中,西南聯大和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成爲敘述的主要對象,作者對這些知識分子個體和群體的心路曆程作了多維度、全方位的呈現和展示,也給讀者提供了理解西南聯大的諸多可能性。在他們的回憶錄中,西南聯大被書寫、被敘述,也對作爲書寫者和被書寫者的家國情懷、交往記憶、師生情誼、學術志業等作了具體生動的表達,西南聯大的曆史和想象逐漸清晰,成爲了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符碼以致被神話。可以說,這些回憶錄再現了流亡、戰爭、旅途和理想、信念、拼搏的生存圖景,在曆史與現實的交融互動中,敘述者對西南聯大的曆史和人事進行了多角度的闡釋和呈現,催生了具有思想性、藝術性和時代性的回憶錄,爲中國當代文學的西南聯大想象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同時,馮友蘭、金嶽霖、錢穆的回憶錄,以自傳體或者自敘傳的形式,對西南聯大的曆史和人事所進行的回憶或追憶,不斷豐富和發展了西南聯大的文學書寫,使得對西南聯大的想象建構更加豐富,他們的回憶錄對西南聯大知識分子離亂遷徙的描繪,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際遇和知識學問的追求,以及奮勇拼搏的治學精神、使命責任擔當的書寫,還有對西南聯大學人的思想和志業、信念和追求、人格和風範的表達,凸顯了文學文本中的曆史書寫,也達成了文學作品和曆史事件的深度融合。正如博伊姆所說,“懷舊不永遠是關于過去的;懷舊可能是回顧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正是因爲有了他們對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的形象塑造,才有了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抗戰時期的堅韌和樂觀、犧牲和救亡的真實呈現,以及知識分子對民族國家的建構、民族振興的期望、學術報國的實踐、求知探索的努力的全景呈現。他們的回憶錄不僅再現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西南聯大熱”,讓塵封已久的西南聯大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揭示和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化史、高等教育史上西南聯大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爲閱讀方便,參考文獻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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